母亲已离世二十多年了,我依然觉得母亲就在身边。
许多时候,夜色空寂,坐下来俯视窗外,似乎全世界都安静下来了,母亲便从脑海里、思念中走出来,或者眼前浮现出她鞠褛身影;或者是她正高扬棍子拽着我,雨点般落在我的屁股上;又或者是我做错事想躲逃,母亲追赶我看追不上,着急得顺手拾起田埂上的泥土块,朝我背后的水田扔来。
而在我最深刻的印象里,是我结婚几个月后,分家在一边,小两口独立生活了,她还会拿起棍子,像以往一样掀开棉被打我起床。说天都大亮了,我却还赖在床上懒睡。
这就是母亲,对她儿子的教育方式,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远远超过望子成龙。
一生都在贫苦中度过的母亲,肯定希望我们做儿女的,在越来越好的年代里,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勤劳来创建更美好的幸福生活。那时,常听母亲说她还在娘家的时候,正处于民国时期,外公给佃户家里做小工,生活得卑躬屈膝。与父亲结婚后,又是全国人民刚解放,生产队合作社,想创造个人劳动财富很难。而临到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美好年代,改革开放,土地分配责任制下放到户,自己只要勤劳,放开手大干,是完全可以致富的。
所以,才有我连结了婚以后,母亲发现我稍有懒惰迹象,就会迎来她的棍棒鞭策。
父亲生病离去得早。大姐已出嫁。大哥外出云南打工。二哥一人全劳力在生产队挣工分。二姐帮生产队割牛草。唯剩最小的我还可以读书,享受这种优越感。父亲离去后,母亲对我管教愈发严厉。母亲、哥姐,把读书跳出农村山嘎达,寄托在我身上。不争气的我,最终还是辜负了她们的殷切期望。苦着、累着的母亲虽没过多地责备我,但看见过她自责:谁让她生了我这样一个不争气的儿子。
那时候,都是生活贫困的拮据,常常让她眼眉紧锁,满脸沉重,少有笑容。穷苦生活,年少的我,无法体会到母亲脸上那些细微的变化,在寓意着什么。
在乡中学读书的时候,有一年听同学说,区重点中学有个议价班,可以额外收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平时,区重点中学都是按各乡统一毕业考试成绩,规定分数录取线招收的。我通过班主任老师介绍,去区重点中学议价班,经过那班上班主任老师模拟考试后,才同意收录我进议价班读书。报名要多缴议价费,为了这笔费用,还与在生产队挣工分的二哥争执得面红耳赤,最后还是母亲同意了。同意后的母亲,为缴那笔议价学费,整整忙了一个多月,起早贪黑地编织草帽。
那时家家户户流行编草帽,是农村夏天、秋日地里干农活遮荫最便宜、最实惠的生活用品。一顶草帽,在市场上可以卖五、六毛钱。如果能在草帽上,印出好看的字样、花形,还可以卖得更好的价钱。心灵手巧的母亲,以纸板做出不同的鸟雀形状模型,或是花草树枝叶的不同版本,再用红、绿、黄不同颜色的油漆,印在草帽上后,一顶帽子就像是手工打造的艺术品一样。
母亲用纸板模型涂印一顶草帽时,首先要仔细检查一顶草帽的漂白度,因为用泡水过后的麦秸秆,编织的草帽是枯黄色,必须要用点燃的硫磺烟捂着熏白。有些草帽没放好,硫磺烟没熏到位的地方,还是枯黄的,必须重新再熏。一顶漂白草帽,在通过母亲印上红、绿、黄各种颜色的逼真鸟雀类与花草树后,就像是大自然移到了一顶草帽上。同时,漂白草帽摆在集市上,也增加了卖相。那些鸟雀栖在草帽树枝上,栩栩如生。
那个贫困年代,当然没有现在写下这些文字,这么有闲情逸致来欣赏一顶草帽了。母亲只希望这一批草帽能卖出个好价钱,希望二哥一挑到集市上,刚放下就有人蜂拥过来抢着买。而且,还能一次挑到集市上就全部卖完,不用再去赶第二次集市。一到赶场天,大街集市上到处都是卖草帽的。草帽不仅要实用,还得好看,超过别人的新花样,才能顺利卖完,卖到好价钱。每次,母亲将草帽一顶顶串好,由二哥挑到集市去卖。有的隔壁镇市场远到百十里左右,二哥在天朦朦亮出发,大半夜才回到家。看二哥每次挑着母亲编织的草帽,都能一次性卖完。辛劳母亲,起身捶捶后腰,坐下便又急急忙忙编织起来,好像永远都不觉得累。
母亲靠着一双巧手,撑起一家子的生活经济开支来源。记忆里的那些时光,总是她艰辛忙碌的身影。母亲不仅有双巧手,还有诗人一样的艺术思维,编织草帽印上美丽图案,卖出好价位,赢得生活热爱。在刺绣缝鞋垫、枕头花巾、蚊帐挂帘到集市上卖,也让我们一大家子的生活经济开支来源,有了另外的一个小小出路。母亲手缝的这些日常生活小小用品,有鸳鸯戏水图案;有鸭暖春江水图案;有虎啸山野图案;有百鸟朝凤图案等等,一双鞋垫,一副枕头巾,一条蚊帐挂帘,就在母亲的手上,将生活穿针引线。
一个冬天里,都会看见母亲的大拇指、食指红肿,被针孔顶的,被针尖刺的,被严寒冻的。而年少的我只把这些看在眼里,有时候,向母亲要钱缴学校生活费,与突然增加买课外辅导书本费用。看母亲一时间拿不出钱,沉默捏动指头思索,或者跟邻居没借到钱,在屋子里转悠着、不停拍手的焦急神情等等的许多窘迫场景,无不将母亲一天天、一步步逼向生活困境。
可能还有,某个星期天放假回家,向母亲要钱没有。回到学校,看着同学们纷纷都能掏出口袋里的钱,去街上买零食吃。而自己却没有,心里还在不停地抱怨母亲。
记得,有一次母亲拿不出钱,我哭着追问母亲,为什么隔壁一起读书的牛娃,每个星期都有零花钱用,就我没有?这么幼稚得,理直气壮地问母亲。被问急的母亲,无话回答我的母亲,顺手操起棍子,暴雨似的抽打在我身上。边抽打我,嘴里还边唠叨着说我,成天不努力好好学习,却尽拣不好的学。等抽打完我之后,看我委屈地坐在地上大哭,母亲也眼圈红红的,背转过身去。
不知道我是不是从小都很淘气,顽劣,才常常挨打。父亲在的时候,常挨父亲的打,父亲不在了,就常挨母亲的打。记忆里,挨父亲的打,总是全身颤栗,非常的惧怕着父亲。也许是年小,感觉到父亲每次打我,都打得很疼,而且身上都会青一块紫一块的棍痕,严重的那几回都是母亲吐着口水抹,奶奶大半夜烧开水热敷。
父亲不在了,我也长大了些,挨母亲的打,总是觉得自己理由充分,理直气壮,任母亲怎么打,也是一副走遍天下还有理的样子;也是一副全世界都欠我的委屈样子;也是一副内心总怨恨着母亲不讲道理的样子。因为这些,成年后就伴着我一生在自责着愧对母亲那时的,一次次总在她恨铁不成钢的失望中,对峙着伤母亲的心。尤其是读书没有考上,没有跳出农村山嘎达吃到铁饭碗。对于母亲的艰辛付出,是一次不小的重重打击。
父亲离世后,给他治病借的好几家的钱都还没还完,生活可以说是极度贫困的。而我还需要钱读书,无疑又是给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母亲因供我读书,没招村里许多人的白眼,嘲讽,背后指责。甚至有一回,有一家来向母亲索要还钱,背后竟然对邻居说我读书都有钱,就没钱还给他,深怕母亲还不起他家的钱。那次,母亲听邻居说后,把圈里本来打算到年关卖个好价钱的肥猪,提前两个月卖掉,还了那家的钱。母亲问那事叹气心痛了半年多,少卖了几百元。那几百元,都可以供我一学期的学费、生活费了。
尽管生活一直处于贫困阶段,要强的母亲也从不在人前示弱。父亲有一个弟弟五个妹妹,母亲有五个妹妹一个弟弟,逢年过节都相互走着礼尚往来,随时保持着这份亲情走动。所以,每一分钱在母亲手上,都有它清晰的来去处,可以说是几乎达到一分钱想要掰成两分花。母亲平时很舍不得制一件新衣服,穿在身上的总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总是去捡她有点富裕二妹的旧衣服穿。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父亲离世的第三年,刚好放暑假我在家里,外婆举办80岁大寿,我跟着母亲去的。穿着补丁衣服的母亲,都不好意思坐在酒席上吃饭。我吃过饭后,偶尔经过灶屋,看见她弟弟——我的舅舅,在指责母亲。说我们家,都那么贫穷了还由着我读书花钱。十五、六岁的我,该到生产队挣工分养家了。说单靠二哥一人,在生产队挣工分,如何能养活一大家子。还说二哥该成家了,哪来钱处理婚事。再说到母亲把我们几兄妹带大,都六十多岁的人了,没吃过、穿过什么好的,穿的一身衣服像个叫花子。母亲一边靠着灶屋门吃饭,一边被舅舅说得泪眼花花,滴进碗里当饭吃。
以前,母亲每次去外婆家都要住一晚上,到第二天才会回的。那次被舅舅说了以后,吃过中午饭,母亲就叫上我往回赶。就是从那一次开始,母亲很少回娘家了,也很少去她的几个妹妹那里。遇上逢年过节的,就叫二哥,或是二姐送礼过去,吃过午饭就回。也是从那次以后,母亲打我时,就开始边打边教育我要挣一口气,不要给人看不起。人家嫌穷没关系,但穷也要穷得有骨气。
也许是,穷怕一生的母亲,希望她一生的穷,不要再传承到她的儿女们身上。所以,我从小到大,没少挨母亲的打。连结婚了,自己成了家,快七十岁的母亲仍要督促我教导我,但凡我有一点懒惰的迹象也绝不允许。
我们几兄妹成家后,就各自纷纷出来打工了。只有大嫂带着幼小的侄儿在家里种地,顺便照看着七十岁多岁的母亲。她还能勉强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但是身体仍旧一年不如一年,有时生点小病就险些倒下。有一年年关,我刚好回到家里,生了两天病的母亲,却突然不能吃饭了,嘴巴歪斜不受控制,口水一直往外流。刚开始,母亲自己以为就是些小感冒引起的,就没在意,也没去看医生。我回到家,看母亲连下床走路都成问题,赶紧放下包裹背上母亲去乡卫生院。医生检查说母亲得的是脸瘫,当时都还从没听说过有这样的怪病。医生说,这是长时间脸部没有笑容表情,与长时间的精神压力导致的病因结果。这明显是一个老人,长期挂念她在外的儿女们,没有围膝左右的儿孙,又哪来的天伦之乐让母亲欢喜,让母亲常有笑容绽露呢?
那时还远在福建煤矿打工的我,某一天下班刚从矿井出来,井口站着的队长与工会主席迎上来,递上点燃的一根烟。在井口旁边石头上坐下,聊了一会儿矿井下工作面的工作情况之后,工会主席便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我老家有事,换了工作装赶紧回老家。边说边从公文包里拿出,老家大嫂从区邮电所发来的电报。电报上写着:母亲病逝,速回。
才七十多岁的母亲,就这样走了。我本想在煤矿干上几年,等生活条件稍许好了之后,就打算把母亲接过来一家子一起生活,可母亲还是没等到那一天。
也许,这就是在我身上应验了那句,所谓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吧。我像是老天故意安排在人间,来当的那个不孝子。要我愧为人子的。
赶回到家,跪在母亲的遗体前。当大姐揭下盖在母亲脸上仪容手帕,说着“妈,你的幺儿杰子回来了,你安心地走吧”时,母亲那拽着拳头的手才慢慢松开。大嫂说,我没回来之前,她整理母亲仪容时,见母亲的手一直都是握着紧紧拳头,想塞点纸钱在她手里,怎么也塞不进去。说母亲走的那天,早上都还好好的,中午吃午饭时,不见母亲。大嫂走到里屋,见母亲安详地躺在床上,就这样静静地走了。我们五兄妹,没有一个在母亲的最后一刻,陪伴过她一分一秒。
农村有句俗话说,没给父母送到终的都是一群不孝儿女。我们就这样生活在人间,不知不觉中做了一群不孝子女。
村里人后来议论,说母亲虽然贫穷一生,带这么多子女,父亲又离世得早,把我们带大,各自成家立业,为人处世口碑也好,功德无量,才走得这么干脆、利落。不像那些生病的老人,病痛常年缠身,要死又死不了,活着自己受苦又拖累儿女们。
当然,我也希望自己将来老了离去的那一天,同样也不要拖累儿子,像母亲一样走得静悄悄的,不携带人间任何一丝遗憾。
作者简介:
文贵杰,笔名文杰。重庆市作协会员。作品散见《福建文学》《岁月》《核桃源》《辽西风》《青海湖》《山东诗人》《大庆作家》《重庆日报》《三明日报》《福州日报》等刊物。出版长诗《民风,为啥子要吻我的脸》,诗集《阳光照进窗来》《边缘诗选: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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