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的礼物
搬进这栋旧楼三个月后,陈月开始觉得不对劲。
先是门口偶尔出现的新鲜蔬菜,用朴素的布袋子装着。接着是儿子小哲那个磨破的书包,在某天清晨变成了崭新的。后来连水电费账单都有人悄悄付清了。
她挨家挨户问过。一楼的老教师推着眼镜说:“是不是街道送温暖?”三楼的年轻夫妇忙着照顾新生儿:“没注意呀。”顶楼的独居奶奶耳背:“啥?你说啥?”
每个人都一脸真诚。直到那个雨夜,小哲高烧,她背他去医院。第二天自己也倒下了。昏睡中听见敲门声,开门却不见人,只有一盒退烧药和一保温壶的粥。
她握着保温壶,终于敲开了对门的门。
开门的赵老师听完她的询问,沉默片刻,转身拿了个旧手机递给她:“你自己看吧。”
手机里只有一个微信群,群名是“七栋互助群”。
记录从她搬来那天开始:
3月12日:503新搬来的单亲妈妈,超市理货员,晚九点下班。
3月15日:孩子书包太旧了,我孙子有个新的不用。
4月2日:这个月水电费我来了,下个月谁接?
昨晚:503母子都病了,药放门口了,粥在保温壶里。
最新一条是十分钟前:她今天没上班,烧退了吗?
陈月一条条往上翻,手指微微发抖。九十三条消息,没有闲聊,只有具体的关怀:一袋米、一桶油、一件换季的童装、一次水电费。像一张无形的排班表,记录着一场持续三个月的、安静的接力。
她翻到最上面,群公告只有一句话:
让503觉得,这些都是生活自有的礼物。
陈月抬起头,赵老师轻声说:“这栋楼租金便宜,来的多是暂时困难的人。以前503住过生病的老人,再之前是失业的大学生……但不管谁住在503,这条规矩不变。”
窗外雨停了。陈月握着发烫的手机,忽然想起搬来第一天,在楼梯口遇见赵老师时,他欲言又止的表情。
原来那不是疏远。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递给她一部旧手机,和整栋楼心照不宣的温柔。
“对了,”赵老师叫住正要离开的她,“下个月该你给402送鸡蛋了,他家孕妇快生了。”
陈月站在走廊里,看着手机屏幕亮起新消息:
欢迎503加入排班。
下面跟了一整排同样的回复:
让她觉得是生活自有的馈赠。
◎最后一张明信片
快递员王伟每天黄昏都会在中山公园的长椅上写点什么。同事见过几次——是明信片,但从不寄出,写完就收进随身的铁盒。
“写给谁的?”
“给需要的人。”他总是这样答,然后继续写。
直到那个雨天,他的电动车滑倒在转弯处。整理遗物时,同事发现了那个铁盒。
里面是367张明信片,按日期排列得整整齐齐。最早的一张是五年前的9月12日:
“今天送错包裹,7栋203的奶奶没生气,反而给了我一瓶水。这座城市好像没那么冷了。”
最近的一张是他出事前一天写的:
“确诊了,也好,不用再瞒了。把铁盒给了徒弟,告诉他:我们送的从来不只是包裹。”
铁盒底层有张字条:“如果我不在了,请把这些明信片,送到它们该去的地方。”
同事和徒弟开始了这场特殊的投递。他们发现,每张明信片都记得那么细——
独居老人窗台上的兰花,生病孩子最爱的奥特曼贴纸,吵架夫妻窗台上两片拼成心形的枫叶……
收到明信片的人先是惊讶,然后都沉默了。有人红了眼眶,有人对着明信片看了很久。
送完第366张,只剩最后一张。地址栏写着:“中山公园,第三张长椅。”
黄昏时分,徒弟坐在那张掉了漆的长椅上,打开了最后一张明信片。
上面只有一句话:“现在,轮到你了。”
他拿出笔,想了很久。夕阳西下时,他写下了第一行字:“今天,我送出了366个故事,发现每个故事里都活着一个王伟……”
起风了。长椅另一端,不知何时多了一瓶矿泉水。
水瓶下压着一张新的明信片,字迹工整:“请喝口水,歇一歇。这座城市需要知道,有人在替它记住这些瞬间。”
徒弟拿起水,忽然愣住了。水瓶的包装纸上,用极细的笔写满了字。他对着光仔细辨认:
“我是7栋203的奶奶。五年前给我送错包裹的小王,后来每周都来看我。上个月我走了,临走前拜托邻居,每天往这张长椅放一瓶水。”
他翻过明信片,背面还有字:
“PS:这三个月里,我按日期找到了所有明信片里提到的人。我告诉他们:有个快递员,用五年时间记住了你们的好。”
“所以当你们收到明信片时,其实已经等了很久。”
“温暖从来不是意外,它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关于‘记得’的接力。”
“现在,真的轮到你了。”
天完全黑了。公园的路灯一盏盏亮起。
徒弟坐在长椅上,慢慢喝完那瓶水。很甜。
他从包里拿出准备好的矿泉水,轻轻放在长椅另一端。然后打开笔记本,开始写今天的故事:
“9月12日,晴。今天我在长椅上,遇到了五年前的开始。原来善意是一个圆,兜兜转转,总会回到起点。”
远处,新来的快递员骑着车经过公园。他看了看那张长椅,减慢了车速。也许明天,他也会在那里坐一坐。也许也会发现一瓶水。也许也会开始写,属于自己的第一张明信片。
而城市的夜晚温柔,星光落在每一扇亮灯的窗上。
那些光里,有些故事正在被写下,有些正在被传递,有些才刚刚开始。
◎对面的眼睛
老周第七次看见那架望远镜时,决定报警。
每天早晚七点半,对面三楼阳台准时出现那个身影。军绿色的望远镜笔直地对着他家客厅。老周在轮椅上挥手、敲窗,甚至故意在窗前转圈——镜头纹丝不动。
“他在监视我。”老周报警时说。
民警来得很快。李警官去了对面楼。老周透过窗帘缝隙,看见两人在阳台上交谈。
敲门声响起。门口站着李警官和那个年轻人。年轻人手里没有望远镜,只有一个牛皮纸文件夹。
“这位是林默,社区志愿者。”李警官介绍。
老周盯着年轻人:“志愿者用望远镜偷看老人?”
林默打开文件夹,抽出一张表格。密密麻麻的记录从三个月前延续至今。表格最下方一行小字:独居老人周建国,76岁,腿脚不便。每日早晚窗口活动确认。
“我奶奶去年独居摔倒,两天后才被发现。”林默声音很轻,“怕直接打扰,才想到这个办法。”
老周看着表格。上周三他腿疼晚起,表格上写着:“7:40未拉窗帘,7:50见老人从厨房摇轮椅出。”
“昨晚开始,”林默翻到最新一页,“情况不对。”
昨晚记录详细:“18:05开灯,18:20灯灭,未拉窗帘。18:30灯复亮,窗前无人。活动轨迹异常。”
李警官接过话:“小林昨晚十一点觉得不对劲,我们上门查看,发现您晕倒在厨房门口,有轻微中风迹象。医生说再晚两小时就危险了。”
老周愣住了。他这才想起昨晚厨房门口眼前一黑的事。
林默从文件夹抽出一张照片:“这个人跟了您一周,昨晚被抓获了。专挑独居老人下手。”
照片里,一个模糊人影举着长焦镜头对着他家窗户。
老周后背发凉。如果不是对面那个“窥视者”,现在自己会是什么处境?
李警官离开后,林默蹲在老周轮椅前:“明天开始,我换个方式来看您。”
他取出一个白色设备,侧面有个绿色按钮。“每天早晚按一下,我和社区中心都会收到‘平安’信号。如果忘记按,半小时后我会打电话。如果电话不通……”
他顿了顿:“我就直接过来。”老周轻触绿色按钮。
“为什么要做这些?”他问。
林默望向窗外自家阳台,晾衣绳上两件白衬衫在晚风里轻晃。
“我奶奶去世那天,阳台上的衬衫晾了三天。邻居觉得奇怪,才发现人已经走了。”他转身,眼睛很亮,“医生说,如果早发现六小时,也许还能救回来。”
老周沉默地看着他,又看看那架望远镜。三个月来的每一次“监视”,清晨的每一次确认,傍晚的每一次守望——原来都不是侵犯,而是有人在用最笨拙的方式,试图拉住那些可能无声坠落的生命。
◎生锈的饼干盒
我讨厌三楼那个捡废品的老太太,整栋楼大概没有不讨厌她的人。
她住在302,我住402,正上下楼。每天清早六点,她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就会准时从楼道传来——那是她拖着她那辆吱呀作响的小推车出门了。晚上八点,同样的声音会再度响起,夹杂着纸箱挤压、瓶罐碰撞的声响。她似乎要把整个城市的废弃都拖回这栋老楼。
问题不在于她捡废品,而在于她堆积废品。楼道拐角、电表箱旁边、甚至消防通道,都成了她的“仓库”。物业来过,邻居吵过,居委会调解过,没用。她总是低着头,用含糊不清的方言说:“就放几天,过几天就卖。”但那些“几天”往往变成了几个月。
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她那些莫名其妙的“馈赠”。
第一次是我刚搬来时,她在楼道拦住我,递过来一个生锈的铁皮饼干盒,盒盖上印着褪色的牡丹花。“小伙子,”她咧开缺了门牙的嘴笑,“这个,结实,装东西好。”
我看着她黑黢黢的手指甲,和盒子上可疑的污渍,胃里一阵翻涌。但出于礼貌,我还是接过来,道了谢。一进家门,我就把它扔进了垃圾桶。
没想到这只是开始。一副断了腿、用胶布缠了好几圈的老花镜:“我看你戴眼镜,这个备用。”
一个掉漆的搪瓷杯,杯身上印着“劳动光荣”:“喝水,好。”
一顶毛线织的帽子,起了无数毛球:“冬天冷,戴着暖和。”
每一次,她都用那种不由分说的态度塞给我,而我每一次都“客气”地收下,然后转身扔掉。渐渐地,这成了我们之间古怪的仪式:她给,我扔。有时我甚至怀疑,她是不是在故意折磨我——她知道我嫌弃,却偏要给我这些“垃圾”。
直到那个周六早晨。我加班到凌晨三点,好不容易睡着,楼下的声响又开始了。不是小推车,是重物拖拽的声音,夹杂着咳嗽和喘息。一声,两声,在寂静的清晨格外刺耳。
我猛地坐起来,积累数月的怒火终于冲破了理智的堤坝。我冲下楼,准备和她大吵一架。302的门虚掩着。我推开门,看见她正费力地拖着一个巨大的编织袋,袋子破了,易拉罐和塑料瓶散了一地。她佝偻着背,每拖一步都要喘半天。听见动静,她抬起头,看见是我,竟然又笑了,露出漏风的牙。
“吵到你啦?”她不好意思地搓搓手,“今天收废品的来,我早点整理……”
我的一腔怒火突然哑了火。在这个堆满杂物、弥漫着霉味的狭小空间里,她显得那么瘦小,那么苍老。墙上挂着一张黑白合影,年轻的她和另一个男人,笑得很灿烂。
“没事。”我生硬地说,转身想走。
“等等!”她又叫住我,在杂物堆里翻找片刻,拿出一个铁皮盒子——正是我第一次扔掉的那个牡丹花饼干盒。
“这个,”她固执地塞进我手里,“你上次那个,是不是不小心丢了?这个结实,装重要的东西,好。”
我愣住了。她记得。她记得我“丢”了那个盒子,所以又给我一个。
那一刻,我不知哪根筋搭错了,没有扔掉它。我把那个生锈的盒子带回了家,塞在书架最顶层,眼不见为净。后来她又给过几次东西,我还是扔了,唯独那个饼干盒留了下来。它成了我和她之间古怪关系的一个见证,或者一个我懒得处理的例外。
三个月后,我升职加薪,决定搬家。收拾东西时,那个饼干盒从书架顶层掉下来,“哐当”一声砸在地板上。
我捡起来,准备最后一次扔掉它。盒子比记忆中沉。我摇了摇,里面有细微的沙沙声音。鬼使神差地,我打开了它。空的。只有一股陈旧的铁锈味。
我自嘲地笑了笑,准备合上盖子,却瞥见盒底角落有一小块凸起。我用指甲抠了抠,那一小块铁皮竟然翘了起来——下面是一个薄薄的夹层。轻轻一撬,夹层开了。
一张对折的、发黄的信纸飘落出来。随之落下的,还有一张同样老旧的存折。
我捡起存折,打开。开户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余额栏印着:8,674.33元。存款日期是二十年前。
手有些抖。我展开那封信。信纸是那种老式格子信纸,蓝色钢笔字,工工整整:
“秀英:当你看到这封信,我应该已经不在了。医生说就是这几个月的事了。这辈子你跟我吃苦了。没让你住上好房子,没让你穿过几件新衣裳。厂里那点抚恤金,加上咱们攒的这些,一共八千六百七十四块三毛三。钱不多,你留着。但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你一个人。你心善,耳根子软,我走了,怕别人欺负你,也怕你省惯了,有病有痛不舍得花钱。
我想了个笨办法。谁要是能不嫌弃咱家,不嫌弃你捡的那些‘破烂’,真心实意地对你好,你就把这盒子给他。夹层我改过了,钱和信都在里头。这人要是连个生锈的旧盒子都愿意收下,多半是个厚道人。钱给他,让他偶尔照应你一下,我也就闭眼了。别舍不得。钱要用在活人身上。
永新
1998年3月12日”
信纸从我指间滑落。我呆呆地站着,耳边仿佛又响起她那漏风的声音:“这个结实,装重要的东西,好。”
原来她不是在给我垃圾。她是在用她笨拙的、几乎惹人厌的方式,寻找一个信里说的“厚道人”。寻找一个不会嫌弃生锈的盒子、不会嫌弃她、不会嫌弃他们清贫一生的人。
而我,每次都客气地收下,然后转身扔进垃圾桶。我猛地冲下楼。302的门紧闭着。我敲门,无人应答。
邻居探出头:“找老太太?前天晚上送去医院了,听说不太好。”
我握着那个生锈的饼干盒,盒子边缘的锈迹刮着掌心,微微的疼。存折和信被我重新放回了夹层,那八千多块钱,和我迟来的愧疚,沉甸甸地压在心底。
楼道的声控灯灭了,黑暗笼罩下来。我忽然想起,甚至不知道她的全名。
而那个我讨厌了这么久的老太太,或许正在某个苍白的病房里,依然在等待着,等待着那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愿意收下她所有“破烂”的——好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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