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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家村工地上的“站友”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云南会泽 邓成洪    阅读次数:7212    发布时间:2026-11-21


一

这里说的“站友”,不是“战友”,不能把这两个词混淆起来,它们虽然语音相近,但语意却大不相同。“战友”,是个褒义词,是指人们在革命工作或革命战斗中,相互间形成的人际政治关系。这个词,在人们的讲话和文献、著作中,经常能看到或听到。但“站友”这个词,就没有“战友”那么闪光醒目了,好像在报刊、文献中,也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看到或听到过这种称谓法。但我心里面却早对“站友”这个词,深有体会和深有理解,也深表赞同。不过明确的从别人口里听到这个词,在毛家村工地,还是第一次。“站友”,大概不能算名词。它还不能被社会所认可,上不了书,只能算一个形容词吧。我在毛家村工地有很多“站友”,但相互间,我们从未明确地这样称谓过,如果在反右派运动中,谁嘴里漏出了这个词,谁就有可能受到严厉的批判,说你这是在对所干的工作,有所轻视,或者对工作的艰苦性,发出了牢骚。那是不能容许的。所谓“站友”,是相对于干坐办公室的工作而言。坐办公室,工作要轻松一些,形象上,似乎也要高贵一些。干施工管理工作,必然要站立在工地上,承受日晒雨淋,风雪侵袭之苦,直接跟工人打交道,动手、动脚、动口,没有搞设计工作和文字工作,那么高雅,那么让人得意和自豪。“站友”,虽不算贬义词,但对每一个积极求上进、不愿给领导留下不好印象的人来说,也是一个不合适宜的词,所以,我们在毛家村工地,虽然事实上有很多“站友”,但这个词,却从来没有人使用过,也许这个概念,也没有在哪个“站友”的头脑中,明确出现过。我们都是一些老实、本份的人,我们不仅在行为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就是在思想上,也会自觉的摒弃一切稍有异端的东西。反右派运动教训了我们,我们在工作上、思想上,都必然会小心谨慎、严防犯错误。

 

二

云南水电工程局,管理着以礼河上的四个梯级水电站建设工程。其总装机容量达三十六万千瓦。使它成为了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决定要兴建的五个大型水电站之一。

毛家村一级水电站的主要功用,是要修建一个蓄水达3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为四个梯级水电站发电,储备需用的水量。因此,要在毛家村修建一座高80米的、亚洲最高的土坝。毛家村大坝,是四个梯级水电站中最为重大的主体工程。1958年一月,成立了毛家村工程处和大坝工段,成都工学院的二十余名本科毕业生,都分到了毛家村工程处工作,其中大部分毕业生,又分去了大坝工段当施工技术员。此前,他们都是在毛家村工程筹备处工作。

我是电力工业部重庆建筑工程学校1956年毕业生。1956年到1957年,我在云南水电工程局附属企业科当施工技术员,据科长说,我因工作表现较好,上级决定要把我从附属企业科调去毛家村大坝工段当施工技术员。我是于1958年二月份去到毛家村大坝工段的。从此,我就跟多数的成都工学院毕业生和少数的北京水电学校、昆明工业学校毕业生,成为了工作上的同事。我因为文凭低,生怕那些大学生看不起我,会用傲慢的态度对待我。其实,我这是多虑了。在工作实践中,反而是几个大学毕业生,跟我相处得还要融洽些。

搞施工技术工作,并不需要掌握多少高深的理论知识,能发挥更大作用的,是干劲和闯劲。比如说,清理坝基,地下水喷涌得厉害,施工技术员就得重视排水的问题,水排不干,工人挖土吃力,施工进度就慢,分配给你的那段坝基清理工作,就完成不了任务,会给整个大坝工程施工拖后腿。一些施工技术员,对这个问题,抱着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而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要积极主动一些。工程局总工会,派有一个唐副主席常驻大坝工段,抓生产竞赛。我的工作态度和施工管理方法,得到了唐副主席的肯定。他主持了在施工技术员之间,开展生产竞赛,我取得了优胜的成绩。唐副主席以此为由,让我当上了大坝工段,唯一的先进生产者,我由此得到了工段长和工程处分管生产的李副处长的好评。

在大坝工段当主管技术员的,是一个姓谭的成都工学院毕业生。他没有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我,我当上了先进生产者,他也没有对我说风凉话。很使我对他报有好感。

 

三

毛家村大坝工程,填土工程量浩大:一千七百多万立方米,堆起来像一座山,工期预计需要十年。工期太长了。上级想缩短工期,那就得加强大坝施工的生产能力,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仅由一个大坝工段承担施工任务,不仅管理的能力跟不上,生产效率也不高。大坝工段成立一年后,上级便决定撤销大坝工段,另外组建四个施工大队,每个大队,各管一片大坝填土工程,各大队之间,开展生产竞赛。这样一来,四个大队的工人,便增加到只有一个大坝工段时的四倍:达到了六千人。生产效率也提高了,每天完成的填土工程量,比只有一个大坝工段干工程时的五倍还要多,大大的促进了大坝施工的进程。

成立了四个施工大队之后,原大坝工段的人马大多数转入了第一施工大队。我被调去了第三施工大队。第三施工大队的技术主管,是新调来的一个姓蔡的工程师。

蔡工程师,过去是技术科长,坐惯了办公室,放不下身架,到工地上去直接指挥工人进行生产活动。他现在仍然每天,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有时侯,也看看一些技术书籍和其他书籍。他的干部级别,不在大队长之下,第三施工大队大队长,也不好随意指使他到工地上去做施工管理工作。但工地上每时每刻,都必须有技术人员或者领导干部指挥工人干工作。比如,工人须到什么地方去挖土、取土,土料又应该铺填到哪块坝面上,土料太干了要洒水,土料含水量太大了要晾干;不能混进一挑腐殖土和杂草;土料铺好了得安排拖拉机进行碾压,土料碾压完毕,需经过质检站取样检验,合格后才能在其上面铺填新的土料。还有一个坝坡收缩的问题。土坝的边缘,每上升一段高程,坝坡需要向后收缩一段距离,这些工作,都要由施工管理人员掌握。这些工作,技术上虽不复杂,但这个管理工作,又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每天施工,大队长都会亲临工地巡视、检查。当然,他不必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都蹲守在工地上,他只消每天到工地上个把钟头、做到掌握大概的生产情况就可以了;知道生产状况是否正常、完成生产任务的情况如何。施工技术员,那确实是片刻也不可离开施工工地的。在工地上,他就是施工大队,管理人员的代表和象征。所以,施工大队长要密切依靠施工技术员。我一次也没有去过大队部办公室,但李大队长却每天都要跟我碰面、交谈。所以,我跟第三施工大队李大队长,关系自然要亲近一些。我没有蔡工程师的身份和资格,我安心于本职工作,从来没有想过让自己去蹲办公室,求清闲,过舒适的日子。我的工作态度,取得了李大队长和工程处李副处长的好感,过了三几个月,上级看到蔡工程师作用不大,决定把蔡工程师调走,有意让我发挥技术主管的作用。我便由值班技术员,上升为主管技术员了。这时候,上级又把一个北京水电学校毕业的下放干部,提拔到第三施工大队当施工技术员。他是一个共青团员,政治上比我强些。他完全有条件把我挤下去,由他来担任主管技术员。大队长也曾在会议上表过态,要观察他一段时间。我因为产生了危机感,工作积极性更提高了一些。大队长在工地上看见我的时间要多一些,我指挥工人进行生产活动,发挥的作用也要大一些,大队长便放弃了改变主管技术员的想法。我只是在事实上发挥了主管技术员的作用,并没有在人事科的文件上,被正式确认为主管技术员。我的资历、学历、威望都还不够,工作成绩也不太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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