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些伤心事的时候,窗外正下着雨。
雨声让我想起五岁那年,坐在父亲摩托车后座上,雨点打在脸上,我把脸埋进他后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怕。
那辆摩托车,我至今记得它的声音,不是轰鸣,而是一种低低的、笨拙的震动,像父亲不善言辞的心跳。每当我被姐姐欺负——她抢走我的发绳,撕破我的作业本,用那种不属于小孩的、带着几分倔强的眼神瞪我——父亲就会沉默地跨上车,拍拍后座,我爬上去,把脸埋进他后背的棉布衬衫里。风灌进领口,凉飕飕的,可我一点都不怕。我们穿过镇上的石板路,停在街角的小卖部门口。他给我买爱吃的零食。我坐在后座上吃,他站在旁边抽烟,偶尔回头看我一眼,嘴角有很淡很淡的笑。
母亲那时候会站在家门口等我们回来。看到我嘴里嚼着东西,她就笑,眼睛弯弯的,说:“我的宝贝回来啦。”
那是我五岁以前的日子,弟弟还没有出生。
姐姐比我大六岁。她生下来没多久,父母就出去打工了,她被留在爷爷奶奶身边。而我,是在广东出生以后才回到这个家的。这件事,像一道分水岭,把我和姐姐隔在了两边。她不太跟我说话,也不太跟我玩,像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玻璃。我有时候想,也许她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跟这个“妹妹”相处。她偶尔也会把爷爷给她的桃酥分我半块,不说话,递过来就走。我接过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天,母亲和父亲从外面回来。母亲怀里抱着一个东西,用毯子裹着,小小的,软软的。我凑过去看,才知道那是一个婴儿。那是我的弟弟。没有人提前告诉我,没有人问过我想不想要一个弟弟。他就那样突然地,出现在了我的生活里。
后来我才知道,弟弟有唐氏综合症,他们知道。可他们还是把他生了下来。
弟弟的到来,像一块巨大的石头,砸进原本就暗流涌动的家里。所有的光、所有的温度、所有的注视,全部转向了他。父亲的摩托车后座落了灰,母亲再也没有叫过我“宝贝”。我试图靠近,试图帮忙,试图做一个好姐姐。弟弟哭的时候,我会去摇他的摇篮;母亲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会笨手笨脚地给他冲奶粉。可每一次,只要弟弟一哭,被骂的总是我。
“你怎么看弟弟的?”
“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
“他是你弟弟,你就不能让着点?”
我不知道该怎么让。我已经很让了。
有一次,弟弟拿石子砸我。石子不大,砸在胳膊上,却疼得我眼泪一下子涌上来。我气急了,冲他喊了一句:“你有病吧!”声音大了些,弟弟愣了一秒,然后哇地哭出来。母亲从地里冲过来,一把抱起弟弟,回头狠狠瞪我:“你吼他干什么?他是不正常的孩子你不知道吗?你就不能让着他?”
我站在原地,胳膊上被石子砸过的地方还在隐隐作痛。我想说,是他先砸我的。我想说,我也疼。可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知道,说了也没用。
可有时候,他们又对我很好。母亲会突然给我买一件新衣服,父亲会在我考试考好了的时候拍拍我的头。那种好,像冬天里的一小簇火苗,刚觉得暖,就灭了。因为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走。我小心翼翼地接着,不敢太高兴,怕一高兴,就又没了。渐渐地,我学会了察言观色。
他们像打一巴掌给一颗甜枣。巴掌是真的疼,甜枣也是真的甜。可吃下去之后,嘴里只剩下一股说不清的苦。我恨不起来他们。他们毕竟给过我爱。可我也爱不了他们。因为那些巴掌,从来没有理由。
唯一没有偏心的,是爷爷。他会偷偷塞给我一块桃酥,会在姐姐说我的时候咳嗽一声。他看我的眼神,和看姐姐、看弟弟时一样,平平的,不带什么特别的偏爱,但也不带什么特别的冷淡。那是我在那个家里,唯一感到自己是一个“正常小孩”的时刻。
可爷爷开始咳嗽。一开始只是偶尔咳几声,后来越咳越厉害,咳到整个人弯下腰,咳到痰里带了血丝。去医院查,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爷爷住进了医院。白色的病房,白色的床单,白色的灯光,一切都是白的,白得让人发慌。父母拍的照片给我看。他瘦了很多,手背上扎着针,鼻子里插着管子。他看着镜头,笑了一下,很轻,像以前一样平平的,不带什么特别的偏爱。他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摸出一块桃酥,递给父亲,让父亲给我,我拿到后紧紧捏在手里,说不出话。
那些日子,父亲在医院守着。我留在家里,等消息。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夜很深了,窗外黑漆漆的,只有偶尔的风声。隔壁房间里,母亲在接电话。我听不清父亲在电话那头说了什么,只听见母亲的声音很低,很沉,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过了很久,电话挂了。母亲站在黑暗里,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却像一块石头,砸进了深夜。
“爷爷走了。”
我听见了。隔着一面墙,我听见了。
我没有动。我没有开灯。我就那样躺着,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脑子里嗡嗡作响,像有一万只蜜蜂在飞。胸口发紧,紧得我喘不上气。可我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我就那样躺着,像一块沉进水里的石头,一直沉,一直沉。
爷爷是在医院走的,父亲陪在他身边,我没有在那里,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当天,我们赶回老家。在家门口放了丧炮,那声音很响,一声接一声,震得我耳朵发麻,震得我胸口发紧。炮声停下来之后,世界变得很安静,安静得可怕。没过一会儿,村里的亲戚都来了,帮忙搭板子,布置灵堂。
没过一会儿,父亲把爷爷送了回来,放在堂屋的板子上,穿着寿衣,盖着寿被。屋里很多人在哭,我喉咙哽咽,很久很久。
哭了很久,站在老屋的角落里,靠着那面斑驳的墙,我哭得停不下来。我哭爷爷,也哭自己。我哭那块再也等不到的桃酥,哭那个唯一让我觉得自己是“正常小孩”的人,就这么走了。没有人来哄我。他们都在忙,忙着办丧事,忙着招呼亲戚,忙着哭他们自己的。我哭我的,他们哭他们的。我们明明在同一个屋子里,却像隔了很远很远。
爷爷走后,我再也没有做过一个好梦。
失眠是从四年级开始的。一开始只是偶尔,后来变成整夜整夜。我躺在黑暗中,数自己的心跳,数到一百,数到一千,数到不知道多少。窗外野猫的叫声,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全部被无限放大。我的脑子像一个关不掉的收音机,杂音刺耳,嗡嗡作响。
白天坐在教室里,老师在讲台上说什么,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黑板上的字在飘,像水面上化开的墨。我的成绩开始下滑。从前的那个好学生,变成了老师眼里的“问题”。五年级那年,老师开始针对我。点名答不上来就站一整节课,作业交晚了就在班上前冷嘲热讽,偶尔撑不住趴在桌上,课本会重重地砸在我的桌角,伴随着一句“烂泥扶不上墙”。
我根本学不进去。每一天去学校,都像走向刑场。而放学回家,不过是走进另一个更冷的冰窖。
我开始偷东西。同桌的橡皮,小卖部的贴纸,同学落在课桌里的零钱。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我只是想抓住点什么,也许我只是想让别人看看我,哪怕是骂我,哪怕是抓住我的手腕说“你怎么这样”,也好过什么都没有。可偷完之后,我只觉得更空。那种空,像胃里什么都没有,可又一点都吃不下。
深夜里,我开始哭。没有原因,没有征兆。眼泪自己流下来,胸口发紧发痛,身体发抖,头痛得像有人在里面敲钉子。我告诉母亲,我说我难受,我睡不着,我胸口疼。她皱眉,说:“小孩子哪来那么多事。”
小升初的那个暑假,家里终于炸了。姐姐的助学金发下来了(姐姐成绩一直很好,还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免师)。父母觉得那笔钱应该交给他们保管,姐姐觉得那是她的钱,凭什么给他们。他们吵得很凶,声音一声比一声大,像要把屋顶掀翻。我站在旁边,一句话没说。可争吵结束后,母亲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说:“你跟你姐一伙的是吧。”姐姐也瞪着我,说:“爸妈就是偏心你。”然后,整整一个假期,没有人跟我说话,没有人给我留饭。
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听着外面的碗筷声、电视声、弟弟含糊不清的笑声。我像被这个家遗忘了。或者说,我像被这个家开除了。那一个假期,我瘦了十几斤。贫血、低血糖、胃病接踵而至。我开始害怕看到父母的脸。一看到他们,胃里就翻涌,喉咙发紧,一口饭都咽不下去。
初一,学习压力更大了。我开始自残。用镜子碎片、玻璃渣在手臂上划,一道一道,不深,但足够疼。疼让我觉得我还活着。父母发现了,他们把我叫过去,看了一眼我的手臂,然后开始责备,说我不懂事,说我让他们操心,说我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作。没有一句“你疼不疼”,没有一个拥抱,甚至没有一秒钟的沉默。
现在,我初二了。
我还是会莫名其妙地心情不好,还是会半夜醒来发抖,还是会头痛。我是不是该去看心理医生,可没人管我。于是我在所有人面前戴上了面具。我笑,我开朗,我假装一切正常。老师觉得我“好多了”,父母觉得我“终于懂事了”。没有人知道,每天晚上,我躲在被子里发抖的时候,指甲掐进掌心的感觉。
我常常问自己:他们究竟爱不爱我?
我也常常问自己:我到底是怎么了?
没有答案。
我只知道,在弟弟出生后没多久,那辆摩托车便被卖了,有了新的小轿车,父亲的背影,早已模糊成了一个我看不清的轮廓。母亲的那声“宝贝”,像一根扎进肉里的刺,拔不出来,也烂不掉。爷爷的那块桃酥,再也没有人偷偷塞给我了。
现在没有人替我挡雨了。
可我还活着。
我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但我还活着。
也许,那个坐在摩托车后座上吃零食的小女孩,还在我身体里的某个角落。她还没有长大,她还在等父亲回头看她一眼,还在等母亲叫她一声“宝贝”,还在等爷爷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块桃酥,笑着递给她。
写完这些的时候,窗外的雨停了。我相信,天会晴!
(指导老师 张桄闻)
作者简介:
李秋妍:贵州省余庆县敖溪中学八(4)班学生,语文课代表,语文成绩全级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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