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票是限量供应粮食的凭据，是中国历史性的产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上初中年级的时候，粮票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年月，我们全家七口人，五人无粮无户，就父亲一人上班挣几十块钱养家糊口，大多时候每顿饭的主餐就是苞谷饭和最便宜的青菜、莲花白或自家到田坎边挖的野芹菜泡的酸菜蘸辣椒水。稍好时，在酸菜里汇些四季豆或洋芋什么的；再好些，放少许猪油漂在清汤平面，吃进肚子常常是清汤寡水，吃得再多，照样饿得快。全家老小一年到头总是营养不良而黄皮寡瘦的状态。享用大米饭和猪肉，只能凭票每个月一次到食品公司排队购买，且必须有户口才能够享受国家供应的那半斤八两。每吃一顿，虽然下的是苞谷饭，却像过年一样舒坦。苞谷欠产的年份，每逢赶场天，我就要背上背箩和父母一道从六枝大用煤矿步行到二十多公里之外的落别集市购买比较便宜的“黑市粮”。每一次上街之前，我们在家吃的往往是一些很简单的洋芋或红薯；上街以后再吃的午饭也同样是洋芋红薯。七、八月间，可带些烧烤的苞谷，或是盐水喷炒的苞谷花。过了这季节，就是带上浪风凉干用砂锅爆炒吃来特别悠香的阴苞谷花。
记得是一个星期天，家里实在揭不开锅，没了任何东西可带。母亲怕我饿坏，说是到了街上后买馒头给我吃。听说有馒头吃，我高兴极了。刚入街口，看见一家国营饭店门口有一塔热气腾腾的蒸笼，里面摆着白生生的馒头，我的肚子不由地叽咕起来，嘴巴里流出了清口水。母亲见状，说马上就给买。当她掏出几个毫子递给店主时，他说还要二两粮票。我们全家七口人，除了父亲谁都没有户口，哪有什么粮票；每月就靠父亲那几十元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生活十分困难，日子举步维艰。好在店老伯心肠慈善，从他的中山装上衣荷包里掏出一张二两的粮票买给我们，然后才买得一个馒头。从那以后，珍贵的粮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荒唐岁月荒唐事。在市场上买苞谷、小豆什么的，我们常常是躲躲藏藏的，生怕碰到手臂上套红袖章——他们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严禁粮食贸易的街管人员。有一天正是晌午时分，太阳炙烤着干裂的土地，高音喇叭里“全国形势一片大好，而且是越来越好，到处莺歌燕舞......”的广播声中，街上忽然来了个“红袖套”，吓得街上的人群四处躲藏。我和父母亲是躲进了一家名为“红卫饭店”的国营餐馆。当我正在唾涎欲滴地瞧着一个穿中山装干部摸样的人吃着大米饭下回锅肉时，只听见那些没有躲脱的卖粮人，杆秤被没收，箩筐被咂成稀巴烂仍进垃圾堆。
1977年我参加工作的时候，粮票仍然很吃香。我有了工作，是在煤矿当掘进工——属于三百六十行当中的重体力劳动，每月有５３斤的粮食定量。自已的温饱得到了解决，还可帮助家里维持生计。我因身小力薄胃窄饭量差，每月只需二、三十斤就足够了。节余的部分就到食堂称出按比例搭配的粗细粮，大米、苞谷、红署干什么的，三、两月一次大包小袋地扛回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和政府对煤矿工人特别关心。我们家的户口得到了解决，吃粮不再成为问题，日子也开始好转起来。我在以后井下当掘进工的几年，再有节余的粮食不再背回家，而是到队里请办事员开个证明，到行政科取出粮票兑换成现金，然后用来订阅报纸杂志、购买笔墨纸砚和书籍，八小时以外就窝在宿舍里看书学习，练习书画。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书橱里的《中国青年》、《山花》、《文学青年》和《萌芽》等杂志，《钢铁是怎祥炼成的》、《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几百本藏书，相当部分就是当初用粮票变换来的。特别是《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作家谈创作》等励志读本，给我的人生之路铺垫了良好的基础。记得买那套1320页的《中外作家谈创作》，虽然只花了3.7元钱，却是我在兴奋激动的心情下用了一个月的粮票兑换现金后在六枝平寨新华书店买的。记得当天是五一劳动节，我为有了这样一本书而欣喜若狂，乐滋滋地赶回矿上。当别人悠闲自得的出入俱乐部看电影、玩扑克的时候，我在寝室里结识了鲁迅、茅盾和司汤达、莫泊桑等中外大家。从而引导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长此以往，只要有时间，我就将纷繁的社会复杂的人生之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倾注于笔端。诚然，更多的是在笔下盼望着祖国人民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早日到来。
我们国家已是仓满囤足、国富民强。在这富足优越的生活条件下，我们老百姓居家过日子，餐桌上讲究的是如何更有营养，力求每顿饭都吃得称心如意；上街买馒头需要粮票的历史已成为故事。倘若谁的家中还有粮票，就会当成稀奇物珍藏了起来。
【编辑：吴茹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