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办妥了这件事,一炮打响,使东川市农林局领导,一开头就对我产生了好印象。新的裤岔管和止逆阀安装好后,一个星期之内就顺利投产了。我因为立下了这个功劳,使我成为了东川市水工队的业务骨干,我调到水工队工作,还不满一年,趁着1963年,全国百分之四十的公职人员提升工资之机,我也进了一级工资,由月工资55元,上升为月工资68元。水工队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我分到了一张办公桌,住进了楼房里,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比毛家村工地强多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庆幸自己,碰上了好运气。过了个把月,我因公出差去会泽县,我在会泽县城,意外的碰到了毛家村大坝工地上的“站友”老谭。这个时候,我由于在新工作岗位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冲掉了“靠边站”带给我心理上的阴影,我又进了一级工资,心情上是很得意的。我反观“站友”老谭,觉得他面目灰暗,似乎苍老了几岁。我们款了几句闲话。他突然对我说起,他们在毛家村工地上讨论进工资问题的事。他说,他是进着工资了,但他的一个姓邹的同班同学,却没有进着工资,他们好几个同学,都为这件事,心中不愉快。他们认为,邹同学为人老实,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只是不会为自己表功,不会发表豪言壮语。他说,不让邹同学进工资,有些不合理。对这个问题,我不好向老谭表态,因为按照规定,只能有百分之40的人进工资,当然会有人落榜的,老谭是有些糊涂吗?或者他不知道有这个政策?他们的邹同学,既是我的“站友”,也是我的好朋友,我真心希望他们能够想得开,不要为这件事背包袱。老谭对我说“知心话”,表明他把我当成了“知心朋友”。我没有向他吹嘘我干新工作的情况,也没有说我进了一级工资。我们只交谈了十几分钟便分手了,那次分别之后,我们便天南地北的,永远不可能再见面了。在我的想像中,像老谭这样的“温吞水”,前程上恐怕不会有多么大的发展吧,也许还不如我。
六
我最后一次跟老谭见面时,我大约有二十六七岁。以后,我又调动了好几个工作单位。文化大革命中,我在曲靖专区建安公司当施工技术员。我参加的造反派组织属于“X派”。但那只是一个名义,实际上我是一个“逍遥派”。我因为爱人是会泽县的一名小学教师,我经常会去会泽探望她。所以,我会时不时的离开曲靖专区建安公司,便很少参加造反派的“革命活动”。曲靖城里武斗紧张时,我曾写出大字报稿,呼吁建安公司两派,不要搞武斗,不要互相残杀。我的想法太天真了,两派都不会接受我的呼吁。“X派”的人,还会责骂我是投降派。建安公司“X派”的头头,看到这篇稿子后,着急得淌出了眼泪。他说,本公司“X派”,枪都没有一支,我们有力量去杀人吗?我们只能被对立派追赶得鸡飞狗跳,四处逃命,怎么能说是“互相残杀”呢?我觉得他说的话有道理,便把那篇大字报稿子撕毁了。1968年八九月份,我爱人要生第一个孩子,需要我去会泽照管她。此时,建安公司已经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了:各派的人自己组织管理施工工作,各派要自己设法自行发工资。建设银行也存在着两派。“X派”、“对立派”,各找自己这一派的人办理发工资的手续。建安公司两派,都在吃公司原来账目上还留存有的资金的老本。我曾有一两个月没有领着工资。我能向谁去诉求呢?能保住一条命,不在武斗中被杀掉,就不错了。
我在会泽县城的大街上,又一次碰到了毛家村大坝工地上的另一个“站友”,他姓胡,是我的四川老乡。毛家村工地距会泽县城仅有七八公里远,所以经常有工地上的人进城来逛街、买东西。小胡是我在第三施工大队时,施工工作上的一个助手,名称是施工员,实际上只是一个听从我使唤、打杂的小工。后来,他被派去东北学习操作采砂船采砂技术,成为了一名有正式编制的技术工人。他认为他是沾了我的光才有机会当上正式技术工人的。他们从四川来的那一批小工,在我“靠边站”之前,大部分都被“解甲归田”了。所以,小胡很感激我。他曾请我去他在尖山沟的家里吃饭。他告诉我,毛家村大坝工程的主管技术员老谭参加了“X派”群众组织,现在日子过得凄凄惶惶的。那个姓谢的大学毕业生,被毛家村工地对立派的人枪毙了,罪名是“中右份子”“X派高参”。“大耳朵”老谢被枪毙后,毛家村工地上“X派”的人,一片惊慌,他们一大批人,拖儿带女,连夜翻越海拔3000多米的“大海梁子”,向外逃走保命。但他们被毛家村工地对立派的人,派车去“大海梁子”把他们追堵了回来。小胡看到老谭,狼狈不堪,忧愁得很,一副丧家犬模样。老谭脸色灰白,水泥灰,是那种万念俱灰的颜色。对立派敢杀“大耳朵”,说明他们已进入了疯狂状态,天不怕,地不怕了。他们完全有可能,再从追堵回来的这一批人中,挑几个出来开刀。老谭等人,怎能不作这种最坏的思想准备呢?那时,公路两旁,站满了围观的群众。老谭等人好像罪犯一样,在斜斜细雨中,不住的发抖。“对立派”早已宣称“X派”是反革命组织,所以他们能“理直气壮”的枪毙“大耳朵”。以礼河水电工程局的武斗,搞得比曲靖专区城关镇还厉害,一些人杀红了眼睛,为非作歹,早已把党纪国法,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认为老谭等“站友”,未来的日子,一定会很不好过,谁也不知道,这种无政府状况,还会持续多久。我心想我幸好离开了毛家村工地,那个“中央单位”,真不值得我留恋。我从曲靖和毛家村工地发生的严重武斗的状况以及社会一片混乱之中,又体会到了这是“文革旗手”江青喊出了“文攻武卫”口号,挑动两派争斗,愈演愈烈造下的恶果。物极必反,大乱迎来大治。我以为国家和人民,必然会急切期盼和努力促使: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新时代,能够早日到来。
七
1971年,我以照顾夫妻关系为由,申请调到会泽三中,改行当了教师,有意逃避曲靖专区建安公司的派性斗争。1987年7月,有一次,我去曲靖教育学院,参加地理学科教学研讨会,意外地碰到了毛家村工程处的一个工作上曾跟我打过交道的人。当时,他是测量队的一个工作人员,他们每星期要测量、检查一次大坝坝坡收缩的情况:看是否与设计图纸的要求相符合。如果发现坝坡收缩不够,新的铺土线,就得根据测量计算的数据,向后移动,如果发现坝坡收缩过量了,新的铺土线,就得朝坝前移动。这个测量工作还是很重要的,它能够保障大坝坝坡的准确度。
那个测量队的工作人员,姓甚名谁我都不知道。他们有好几个人,测量工作完毕后,只消把记有有关数据的测量表格交给我们施工人员就行了,所以,我们之间,没有进行过交谈。对测量队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他说他现在是水电XX局子弟中学的校长。他是从毛家村工地上,考取了师范学院,毕业后,又分回了水电XX局工作。水电XX局的前身就是以礼河水电工程局。水电XX局的“生活基地”,就安置在曲靖市,他这次也是来曲靖教育学院开会。我不记得他,但他却记得我,知道我是毛家村大坝工程第三施工大队的主管技术员。他告诉我,老谭现在当上了水电XX局的副总工程师,老谭的一个姓陈的同学当上了水电XX局的总工程师。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消息呢?也许是出于一种怀旧的情感吧,我们之间,毕竟有过一段同在毛家村大坝工地上工作的缘分。他向我说的水电XX局名称,我当时没有注意听,也没有记下来。“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犹如在梦中”。那个子弟中学校长告诉我的消息,大大的出乎了我的意外。从我几次与老谭相遇,以及我从别人口中了解到他的处境,他都是失魂落魄的,一片阴霾,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他的命运,却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他现在不仅扬眉吐气了,而且,他的人生价值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达到了人生幸福和成就的巅峰,使他从丑小鸭蜕变成了白天鹅。他的成功,我认为来源于个性和机遇。他个性沉稳、随和,所以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凶险的社会环境里,都没有遭遇灾祸。我估计“大耳朵”可能是个性太张狂了,惹怒了对立派的人,招来了杀身之祸。善有善报,从各个角度看问题的人,我相信都会承认老谭是个好人,他任副总工程师,当之无愧。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他从头到尾,参加了毛家村大坝的建设工程,一直是主管技术员,他勤勤恳恳,多年奋斗,建成了一座亚洲最高的土坝,为人民,为历史作出了贡献,就凭这个巨大的功绩,他也够资格当副总工程师的。我曾把他的前程,看得一片灰暗,我的目光太短浅了。他现在是厅级干部了,而我当年曾作过他的“站友”,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现在却仍然是一介平民百姓。过去的旧矛盾消除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我个性耿直,适应能力差,虽然改换了环境,我的人生,仍然过得窝窝囊囊的,我只能责怪自己:为什么老是不开窍呢?我真是有些惭愧啊!不过,我又想到,人生的际遇,总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再怎么说,我的命运,总比“大耳朵”强多了。也许这是阿Q精神,但我愿意接受它,如果我不接受它,能行得通吗?
命运这个东西,从古以来,都只青睐极少数人,对这点要想得开。老谭吃过不少苦头,经历过许多磨难,他取得了成功,也不是出于偶然和侥幸。“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羡慕他,但不忌妒他。
作者简介:
邓成洪,会泽县第三中学退休教师。会泽县文协会员。在中央、省、市、县各级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数十篇。散文《渗透灵魂的音乐》,原发表于《岁月》杂志,后来入选《2007年中国精短美文100篇》。小说《树欲静而风不止》获中国小说学会主编的《“文华杯”全国短篇小说大赛选集》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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