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时期的那些往事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宁夏 寇天福    阅读次数：1482    发布时间：2026-09-21

我的童年少年乃至青葱之年直至外出上大学前，都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年代的乡村度过的。经历了公社化初期全民吃公共大食堂、年成饥馑“瓜菜代”的艰难岁月；对大集体时期的生产生活情景、收入分配制度等诸多往事都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公共大食堂

说到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集体，自然绕不开公共大食堂的话题。

1958年各地都相继建立起了人民公社，社员们把所有生产资料都入社归公，是年下半年各生产队都陆续开办起了集体公共大食堂。当时开办集体大食堂，让社员吃大锅饭的出发点是：要充分解放生产力，尤其是要让家庭妇女都走出家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再者，实行粮食统筹调配，来改善提高社员群众的生活水准。

彼时我年龄尚小还不大记事，对办大食堂的一些事儿印象也就不深。据说大食堂刚开办之初挺红火的，吃得也还不错，人们一日三餐管饱管够地吃。社员们不用自己在家做饭的，从地里劳动收工回来，就能吃到公共食堂热气腾腾的饭菜。享受着“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生活，谁个不夸公共大食堂的好？但好景不长，公共食堂办了一段时间后就开始走下坡路。首当其冲的是粮食短缺，是不能满足正常供应的。那时各生产队本来就粮食库存不足，而又不限量地放开来吃，出现粮食严重短缺也就不足为怪。为坚持把集体食堂开办下去，各生产队便开始给社员定口粮，起先每人每天是一斤的供应量，后来降至八两、七两、六两，直至最后降到一天四、五两。

粮食严重短缺，清汤寡水的吃食连肚子都填不饱的。为弥补粮食之不足，将食堂维持办下去，各地采取以瓜果蔬菜来代替粮食的措施（史称“瓜菜代”）；各生产队还纷纷效仿外来经验做法，把用来喂养牲畜的玉米杆粉碎熬煮后做成一种名为“淀粉”的副食品。这种玉米杆做出的淀粉，虽说难以下咽又没啥营养不耐饿，但它毕竟能填充肚子。饭食本就没有啥油水的，还是按成人与孩子不同的标准定量给打的。到了收工吃饭的点上，各家提上瓦罐或端上饭盆紧忙到食堂排队打饭。食堂掌瓢者依据伙食管理员报出的人头数，以手里拿着的铁瓢为准，成年人一瓢儿童七八成。

一次哥哥跟随母亲去食堂打饭，打上饭哥哥提着瓦灌，不成想回家途中提瓦罐的绳子断了。瓦罐摔碎了，一家人一顿的吃食都撒掉了。那时哥哥还不满十岁。母亲只好又回到食堂给伙食管理员说情，且有人给作证，算是又给补了一份饭食，才不至于一家人没吃上饭挨了饿的。凭定量打回的饭菜是不可能人人都能吃得饱的。往往是把打回家的饭食倒进锅里，再添上一瓢水，加进些从地里挖回的野菜回锅煮。那时家家孩子都多，大人们都总是先仅着孩子们吃的。母亲见天不拉地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而每顿饭她总是最后一个吃的，也就只能吃个半饱。

公共大食堂除伙食管理员外，做饭人员是不固定的，基本上是两三天一轮换的。食堂做饭的营生尽管比下地干农活要累要苦，但毕竟近水楼台饿不着的，因而妇女们就都乐意轮流在食堂做饭的。一轮到母亲食堂做饭，我就跑去食堂门口去玩，看有没有肉吃的。我所期盼的肉食，并非是生产队宰杀的猪羊，而是饿死的大牲畜。那时人的口粮严重不够吃，于是就将本该是喂牲畜的玉米杆都做成淀粉叫人给争吃掉了，也就更谈不上牲畜还能有饲料可喂的。因而生产队饿死牲畜是常有的事儿。我这般不懂事的娃们就盼着生产队死牲畜的，这死了牲畜不就有肉可吃得吗。

大食堂中后期，又赶上连年年成饥馑（即三年自然灾害），人均每天的口粮降低至半斤甚至以下。口粮严重不足吃不饱，只好以野菜充饥。吃不饱肚子的大人们见天要下地劳动的，家里孩子们就提着框在滩边地头挖野菜。苦苦菜、蒲公英、灰条等野菜是碗里的常态菜，也是救命菜。那时就是凭着这些野菜，掺和着几两粮食在艰难度日，大人孩子们都出现了严重地营养不良，甚而有的人身体都浮肿了。

到1961年，难以为继的公共大食堂不得不解散。

劳动挣工分

大集体时代，参加生产劳动获得的报酬是工分。工分可以分配到粮食和现金来养家的，因而社员们上工劳动挣工分的积极性极高。

记得我们生产大队各小队，每天上工的时候，并没有像电视剧里演的那般，生产队长亲自敲响上工钟声或是在大喇叭里喊工安排农活的。吹哨子上工倒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常态化的喊工形式；有时吼喊上几嗓子社员们就到了派工地点。其实，那时社员们上工的自觉性还是很高的，在没有钟表手表可供看时的年月，社员们上工都靠看天色凭感觉的。多数人不等哨子吹响就早早来到了派活聚集地，等候生产队长来派工的。

约1970年庄上人家通上了有线广播（即小喇叭）。自有了广播会整点报时，社员们才有了“钟点”的概念。清早广播一响，人们就起床上工劳作。赶太阳出来就已干了好一气农活的，约七点半收工回家吃早饭。吃罢早饭，学生娃们背上书包上学走了，大人们又上工下地去了。

那时，春夏秋出三晌工，吃三顿饭；到了冬季白天时短，为节省点不足的口粮，则改为两上工的。这两上工就省掉了一顿饭的。晌午劳动中途休息回到家，别说能有块粗粮馍吃，就连一把豆子一个萝卜都没得吃，只能喝瓢水充充饥而已。那时的农民真叫个辛苦，肚子吃不好甚至都吃不饱，上工干活还没个时间点数来限。反正每天天一亮就出工，晚上日头落山后，才能收工回家歇息的。

虽说家家的日子都过的紧吧清苦，劳作又苦累，可人们却没有怨言与牢骚的。不论是分组作业，还是包工来干的农活儿，都在认真踏实地往好里干的。这集体的庄稼就是肚里的口粮，只有盼得庄稼收成好，人们的生活才能相对要好些的。“大河里有水小河里满”的爱社如家思想深入人心。集体观念强，劳动积极性高，攀比多挣工分，企盼年终能多分个十几二十斤口粮，是彼时农民朴素的思想认知观念与对物质生活愿景追求的真实写照。生产劳动中少有偷奸耍滑混日子的，哪怕是再繁重脏累的农活，也没有跟队长讲条件的，大家总是在说说笑笑中愉快地劳作。

那个时候的人，不只思想单纯，欲望不高，更是少有贪念之心。尽管日子都过得贫穷艰难，甚而连肚子也吃不饱的，可地里成熟的庄稼，还有场院上堆放着新打下的粮食，是没人来偷盗的。  

那时的乡村真可谓是民风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麦收纪实

大集体年代，家乡种植的粮食作物主要是小麦，收割麦子的工作量自然也是最大的。那时生产力落后，农活基本都是靠人力来完成的。割麦也不例外，完全是凭人工挥动镰刀一镰一镰来收割完成的。

开镰前生产队要召开社员大会，由队长安排部署夏收工作，动员所有劳力投入到抢收中去。夏收被称之为“龙口夺食”，这也是一年中农事最忙碌，也是最紧张的时季，天气也是最炎热的时候。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麦垄密不透风，人们挥汗如雨在抢收。

麦收的天，娃娃的脸，说变就变的。所以抢收，抢的就是时间。这成熟到口的粮食要不快速收割，一旦遭受雨灾风灾粮食势必会受损的。因而夏收期间怕刮风的，刮风会把熟透的麦拉吹落到地头的；最担心也最怕的是下雨，一旦遇上连阴雨天，麦子就会很容易发生倒伏的，包括已割倒在地上的麦子就会浸泡在雨水里。若几天天不放晴地皮不干，加之盛夏季节地表气温高，地里的麦子就会长芽发霉的。到口的麦子长芽发霉势必会减产的，人们也就会吃长了芽的粘面粉的。1976年那年夏收期间，我们宁夏北部地区就出现了连雨天，没来得及收上田地的麦子就长了芽，人们吃了小半年的长芽粘面的。

因而为从龙口夺食，争抢收割时间，往往会采用分组划分地块包干收割的形式来加快收割进度的。每天天一放亮，社员们就拿着头天晚上磨得锋利的镰刀来到麦田里，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割麦劳动。或半蹲着身子，或弓着腰；左手聚拢小麦的秸秆，右手挥动镰刀，你追我赶，竞相比拼。“唰唰”的割麦声此起彼伏，不大一会功夫，大片大片的麦子倒伏地上。

人多阵势大的壮观收割场景，是田野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割麦不只是一种体力活，也更是一项技巧活，掌握要领的人割的又快又干净，十多分钟就能割上一趟的。像我这平日里干体力农活就少的割麦生手，头一早上割麦，细嫩的手掌上就打起了水泡的。待收工回家时腰腿像棒打了似的胀痛，那叫一个累啊！好在麦子割倒两三天就要打捆往打麦场上拉运的。一开始拉运麦子，我这孩子王（村小学民办教师）就放下镰刀，带领娃娃们在地里捡拾麦穗的。

那时生产队种植的小麦面积大，而要将田地里的麦子都收割拉运到打麦场上，得大半月时间的。这期间，我的任务就是带领孩子们捡拾散落在地里的麦穗，做到颗粒归仓。孩子们捡拾麦穗是给些报酬的。我每晌都要给称斤计数的，待麦收结束后，我便将孩子们捡拾的麦穗斤数汇总报到生产队会计那，要给其家里计算工分的。

割倒的麦子晾晒上一两天后，要用草腰子打成捆的，俗称捆麦子。捆麦子通常是三人或两人一组，一人负责打捆，另两人往草腰子上收抱麦铺。从地里往打麦场上转运麦捆的交通工具主要是木轮老牛车和马拉大胶轮车，还有小胶车，即人拉架子车。麦捆拉运到打麦场上，一层层地码起垛成七八米高十多米长的长方形麦朵。哪个生产队打麦场上堆得麦垛多且高，就说明那个生产队大丰收了，打得粮食肯定也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