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毛钱的票价,《少林寺》拿下1.6亿票房,当时十亿国人,平均每人看1.6场。今天人们只知道《长津湖》《战狼2》50多亿的票房收入是中国票房的纪录,但它们在当年《少林寺》面前可谓小巫见大巫。1毛钱的票价如果换算成现在30至50元的票价,那便是500亿至800亿元的票房了,这是今天的任何电影可望而不可及的。在改革开放之初,这部电影给国人带来电影艺术和思想观念的革新的影响是划时代的,绝非任何一部电影可比。那万人空巷、人山人海、百里之外徒步观影的盛况和火爆是空前绝后的,数以亿计的青少年受影片影响都编织着自己的武侠梦和江湖情结。
电影院的售票处东边紧挨着一堵20多米长、2.5米高的白色围墙,连接着一栋2层楼的灰墙黑瓦,花窗飞檐的古朴典雅院落——县文化馆,当时是县城最有文化气息、最高雅的地方。长围墙离地1米以上是前面内空、装白玻璃的文化展窗,经常展示当时在贵州甚至全国都声名显赫的长顺知名画家乔德龙、龙康华的画作和其他人的书画作品。尤其是乔德龙老师妙手丹青的中国画,让儿时的我万分崇拜,幼小的心灵萌生了艺术的梦想。于是,我拿起铅笔学画,没有专业的美术教材就临摹年画、连环画上的人物。可能对于绘画稍有一些“悟性”,我的人物临摹跟原版几乎一模一样,赵子龙、关云长、张飞等人物形象在我笔下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我将自己的得意之作贴在家中粗陋的墙上,左顾右盼,沾沾自喜,粗陋的墙壁似乎因我的画而蓬荜生辉,孤芳自赏之际不禁浮想联翩,梦见自己后来成为名满天下的画家。家中有亲友来,看到后都会在父母面前对我夸奖一番,使我感到无比自豪。但由于当时家境所限,请不起名师指点,加之后来随着年级升高、课业负担加重,绘画时间减少,我绘画的那点“天资”如仲永式的渐趋平庸,画家梦最终自生自灭在童年的幻想里。
县文化馆再往东便是灯光球场。是县里开展篮球比赛和平时大人小孩们打球和玩耍的地方。有赛事的晚上,县城的人有一半会赶到灯光球场看球赛,县城周边十里八乡的乡亲也会赶来看球赛,感受篮球赛热火朝天的热闹喜庆气氛。
十字街口往东、民主路南侧是一排居民的木瓦房。
十字街口往南、和平中路东侧第一间砖房是县邮电局的营业部,门前有一个立柱支撑、高至成年人肩头的绿色铁皮大邮箱,人们在营业部邮寄信件和钱物、打电话等。邮电业务部往南过2家居民的木瓦房后是一幢较高大的砖瓦房,高高的阶梯、宽宽的门面,是县供销社的第一门市部,除进门那面外,三面都摆着高高的商品柜台,经营锅碗镖盆、日常生活用品、文具等。隔街对面便是供销社的第二门市部,一样的房屋结构布局,经营衣服、裤子、棉被、布匹。那时,市场商品供应不足,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发放各种商品票证来分配商品,凭票购物,有钱没票也寸步难行。买粮、吃饭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食用油要用食用油票,买布、衣服要布票,买棉被要棉花票,买白糖要糖票,买煤油要煤油票,买肥皂要肥皂票,就连一分钱的火柴也得用火柴票,几乎生活中每一样不能缺的东西都与票证紧密相连。小小一张票证,囊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商品越来越丰富,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很多票证渐渐失去了它的作用,终于在九十年代初期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这些票证却深深烙进了我童年的记忆中。
供销社门市部往南再过几家人的木瓦房便是县物资公司的门市部,经营水泥、钢筋、玻璃、炸药、雷管等专控物资,必须有相关部门的批条才能购买。物资公司再过几户人家的木瓦房,便是一栋二层砖瓦房,那是公私合营的县缝纫社,是专门制作衣服、床被的地方,几十台缝纫机摆在里面,几十位大婶们坐在缝纫机脚踩手挑地赶制着衣物。娘曾经在里面做了三年工。那时娘时常会捡些不用的废布料回家,当我们家人谁的衣裤破了就找一块缝补上去。那时的人基本上都穿过补丁衣服,大家心安理得,没有人觉得寒酸不好意思,不像现在连流浪街头的乞丐都没有穿补丁衣服了。由于补丁的衣料与原来的衣料不同,所以娘每次补了一块新补丁,我就像穿了一件新衣服一样十分高兴。
十字街口往南、和平中路西侧是一堵约5米长的白色“民生墙”,上面常张贴一些食品站、粮站、供销社、供水、供电等民生保障部门通知什么时候供应节日猪肉、粮油,什么时候供应粮种、化肥,什么时候停电、停水等涉及民生的通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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