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一个地方,对那里的山川地理、历史文化一无所知的人,绝对是悲哀的。同样,如果对自己耳熟能详的第一母语一个也写不出来的人,绝对也是悲哀的。因为,我们的母语——遵义方言有本土的历史,有本土的生活,有本土的记忆,有本土的文化,它不仅是本土文化的载体,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
我的童年,生活空间是狭窄的。每天都跟方圆一公里之内山丘打交道,小溪流就那么两条。那时的生活,每天除了到学校去读书和去山上放牛之外,下河摸鱼是我夏秋两季的一种常态。
我居住的小山村——板桥沟的每一座山都是有它们自己的名字的,一如两条溪流的河段都有自己的名字一样。但是,有的山丘的名字令我难以理解。比如,我儿时家住的寨子叫高坎子,背后的山叫背后边。高坎子可以理解,用背后边来指称一座山则不太庄重,因为那是昵称,不是学名。还有,我常去放牛的巫家湾的“巫”,究竟该写成“巫”还是“乌”也难以确定。因为,方圆两公里范围内的板桥沟及其附近村寨根本就没有“巫”姓或“乌”姓的人家居住过,包括100年的历史溪流。
同样,我家承包的一片林地叫“苏茅坡”,哪个“苏”字也令我费解。因为,板桥沟及其附近两公里范围100年内根本就没有苏姓人家居住过。后来在一本书里看到,成都附近也有叫“苏茅坡”的山名,它由“丝茅坡”变音而来。“苏”由“丝”变音而来的情况很多,乃至成了一种规律。刹那间,遵义、重庆、成都等地方言里的“i音变u音和u音变i音”跃入我的脑际:前者如“役yi1”变为“育yu4”、“鲜xian1”变为“宣xuan2”、“涎xian2”变为“泫xuan4”、“楔xie1”变为“血xue4”,“茄qie2”音变为“que2”、“屑xie4”变为“xue2”等;后者如“苣ju4”变为“芨ji1”......。
对于语言学来说,越“土”的方言是越有价值。比如,鼠这个字,组成“檐老鼠儿”这个词时,读音就发生了变化,老百姓把它说成“檐老水儿”。老百姓还把“黄鼠狼”说成“黄水啷”,把“棉絮”说成“棉sui4”等等。这些字的变化是是有一定的密码翻译规律的。
王国维先生说:“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维者也。”一句土得掉牙的遵义方言就是一群活生生的遵义人的生活印记。在遵义方言“形音义”的外壳里,包裹的是遵义人的情感和文化,是千百年来遵义人的生活历史。可见,遵义方言饱含黔北人民的精神与灵魂。
如果说谚语和歇后语是遵义方言的亮点和特色,那么遵义方言涵盖的就是本土的农耕文明和地方文化。
有人说遵义方言与重庆方言、成都方言最为接近。我以为,历史上的遵义府,原来属四川省管辖。它是四川东南最偏远的一个府,清雍正年六年才划属贵州管辖。但是,四川方言里的声母h与f不分的现象在遵义方言就不存在。比如,黄huang2与房fang2的区分是极为明显的。而且,多数普通话的声母h都会变音为f,这也是遵义方言的特点之一,比如“胡”会变音为“符”,绝不会逆转。
其实,“王”“黄” 不分的现象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有记载了。宋人朱翌《猗觉寮杂记》里写道:“王黄不分,江南之音也,岭外尤甚”。柳宗元《黄溪记》写得更清楚:“(黄)神王姓,莽之世也。莽尝曰:‘余黄虞之后也。’黄与王声相迩。以此考之,自唐以来已然矣。”
由此可见,作为保留了大量古音古字的遵义方言,既跟重庆、成都、贵阳等地方言一样,属于北方方言分支的西南官话;又有明显区别于重庆、成都、贵阳等省会城市的方言文化,比如牙咪(杨梅)、尔妈、崖百合(ai2be2he1,野百合)等方言词汇都保留了古音。
【编辑:管庆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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