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水河的涛声》 之 第七回 北燕远渡投燕园　法科堂内聚书生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签约作家 佘思良    阅读次数：3495    发布时间：2026-11-15

谢绍敏也笑道：“正是。能到这京城最高学府同窗共读，实是难得之缘。”

那青年是湖南人，姓谭，性子爽直，二人一路攀谈着，走出人群，竟都有些相见恨晚之感。谢绍敏望着这北平的秋日天空，望着那所他即将踏入的学堂，心里想着：这一条路，总算又走前了一步。而前头，还有更辽阔的天地，等着他去闯。

入学报到之后，谢绍敏才算真正踏进了北大。

那时的北大，校舍在景山东街一带，几进院落，古树参天。讲堂、书斋、宿舍，都掩映在槐树浓荫之下。

与他在上海见的西式学堂不同，这北大，有一种新旧交融的独特气象。讲堂里，有讲经史旧学的老宿，也有谈新学新思潮的先生；书斋里，既有线装的古籍，也有新译的洋书。

学子们三五成群，或立或坐，纵论天下，激扬文字。谢绍敏初到时，被这股浓厚的学术空气和蓬勃的志气，深深感染了。

他记得头一日入学，顺着一条铺着青砖的甬道往里走，两旁古槐夹道，阳光从枝叶间筛下来，落了一地碎金。拐过一道院门，便见一处轩敞的讲堂，檐下挂着一块匾，匾上几个字，遒劲有力。

讲堂里，一位先生正讲到兴处，声音朗朗，透出窗来。

谢绍敏立在窗外听了片刻，虽未听懂全部，却已觉心胸为之一振。他心想，这便是京城最高学府的气象了——这里有天下最博学的先生，有天下最肯用功的学子，有天下最新旧的学问。自己从黔北山乡一路走来，终于站到了这样的门前。

他又去看了图书馆。那馆里的书，更是让他开了眼界。线装的古籍堆得满架，新译的洋书也摆了好几排，从政治、法律、经济，到哲学、文学、历史，应有尽有。

谢绍敏如鱼得水，恨不能把满馆的书都读进肚里。他常下了课便往图书馆跑，一坐便是半日。同窗们渐渐都知道，法科有个从黔北来的谢灵溪，读书最是肯下功夫。

他入的是法科。法科的先生们，讲律令条文，也讲法治精神。

有一位先生，讲课时常引西方法治的思想，说国之强弱，不在兵之多寡，而在法之明暗；百姓之苦，亦不在天灾，而在吏治之昏。

谢绍敏听得入神，心想，这不正是自己心中一直盘桓的那个疑问么？从前他在赤水，只觉世道不平，却说不清到底病在何处；如今在法科的课堂上，他渐渐明白了，这病根，正在于法不立、治不明，在于强权凌驾于公理之上。他一面读书，一面把许多从前模糊的念头，一一理清。

有一回课上，那位先生讲到一个案例：一桩乡里的田产之争，本是小民与小民之间的纠纷，可因地方官贪墨，判得糊涂，反让富户夺了田去。

先生讲罢，环视满堂学子，问道：“诸位，此案之弊，病在何处？”

有学生答，病在官吏贪墨；有学生答，病在律法不严。

先生摇摇头，道：“皆未中的。此案之弊，病在法治不立。法若立而公，则官吏虽贪，亦有所惧；法若不公，则吏治愈清，小民亦难自保。故治国之道，首在立宪明法，使上下皆在法度之内，则天下可治。”

谢绍敏坐在窗边，听得字字入心，忍不住抚案低叹。他想，这一番话，正解了他心中多年的疑惑。他从前在赤水，只觉得世道不平，如今才明白，要改这世道，就得从立好法、明好理做起。

下了课，他留在讲堂里，又追着先生问了几个问题，先生见他虚心，也颇欣慰，一一为他解答。

法科的同窗，来自天南地北。

有从关外来的，有从湖广来的，有从江浙来的，也有像他这样，从西南边地远道而来的。大家年纪相仿，志趣相近，很快便熟络起来。

课余，他们常聚在茶馆里、回廊下，一边喝茶，一边纵论国事。有人讲各省的军阀割据，有人叹百姓的流离困苦，有人谈海外的新学说，有人论救亡的道路。争到激昂处，面红耳赤；论到会心处，抚掌大笑。

谢绍敏在这些议论里，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渐渐觉得，自己不再是孤身一人。

与他最相契的，是那位湖南青年谭立三。谭立三性豪爽，说话直来直去，读书也极用功，两人常在图书馆里同桌读书，又常结伴到茶馆闲谈。

还有一位关外的同窗，姓佟，身量高大，说话带一股东北的爽利劲儿，常讲起关外百姓受洋人欺凌的苦处，每每说到痛处，便拍案而起，眼眶发红。

又有几位江浙来的同窗，心思细密，善谈新学，常把海外的新书、新论，转述给大家听。这一群人，聚在一处，天南地北的见闻，新旧思潮的激荡，都在唇舌间流转。

谢绍敏从他们身上，看见了这神州大地的广阔，也看见了千千万万受苦受难却心有不甘的同胞。他暗暗想，我辈今日相聚于此，他日散往四方，总要把今日这满腔的志气，带到各自的天下去。

有一回，几个同窗聚在茶馆，争论一个话题：中国积弱，病根究竟何在？有人说，在列强之欺凌；有人说，在制度之腐朽；有人说，在民智之闭塞；也有人说，在士风之颓靡。

谢绍敏听众人各执一词，沉吟片刻，道：“诸位所言，都有道理。只是依我看来，这病根，千头万绪，归根结底，还在一个‘法’字。列强欺凌，因我弱而无能御之；制度腐朽，因法不立而权贵横行；民智闭塞，因法不公而百姓寒心；士风颓靡，因法不彰而正气难申。国之强弱，系于法之明暗。我辈学法之人，当以立宪明法、伸张公理为己任。”

那关外的同窗佟某，却不以为然，虎着脸道：“灵溪兄这话，太文了些。要我说，病根就在一个‘弱’字！国家太弱，洋人才敢欺上门来；咱们得先练出强兵，才能挺直腰杆。光讲什么法治，那是书生空谈，救不了国。”

谢绍敏也不急，反问道：“佟兄，强兵固是紧要。可兵强而法不立，兵权落在军阀手里，岂不更苦了百姓？古往今来，多少恃强的，到头来，还是苦了自家子民。可见，强的路子，也要走在正道上，方不误国。”

谭立三在一旁听得兴致勃勃，抚掌道：“灵溪这话，深得我心！强国不能只靠枪，更要靠法、靠理、靠人心。这二者，其实是同一条路。”

众人听了，各有思忖，又争起来。那一次争论，直到日头西沉，茶馆打烊，众人才散去。走出茶馆时，谢绍敏回头望了一眼那盏渐暗的灯火，心里默默想：这样的争论，从前在赤水，是想都想不来的。而这样的争论，正是他这些年一直追寻的东西。

在北大，谢绍敏还常去听几位先生的讲演。

那时候，北大风气大开，常有先生登台，讲新文化，讲文学革命，讲德先生与赛先生。

有一回，一位先生讲到国民性之改造，说国之兴衰，系于民心之振颓；而民心之振，又系于教育之普及、思想之解放。讲堂里坐得满满当当，连窗台上、门边都挤着人。谢绍敏也挤在人丛里，听得入神。他忽然想，先生讲的这国民性改造，与他学法之人所讲的法治精神，原是同一条路——都是要唤醒这沉睡的国民，让每一个百姓，都站起来，做自己的主人。他记下先生讲的许多话，夜里回到宿舍，又一条条抄进笔记里，反复思量。

他也在同窗的引荐下，加入了一个读书会。会里的青年，聚在一处，读新书，辨新理，也常常把各家学说拿来比较、争辩。谢绍敏在这里，读到了许多从前不曾触及的著作，也结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一回，读书会里讨论到深夜，散会时，月光洒了一地。

谢绍敏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望着那天边一轮清冷的月，忽然觉得，自己这二十几年的人生，仿佛到此刻，才真正找到了一群同行的人，一条想走下去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