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曰:
茅舍寒窗一稚童,晨昏赤足走泥中。
忍看纤背勒痕紫,愁听佃农叹气穷。
乡野频传新说至,黉门暗染少年瞳。
他年若遂凌云志,誓引春潮醒万峰。
话说赤水县城东城一隅,有东城小学,离码头不远,校舍简陋,几间穿斗木房,院坝用碎石铺就。这学堂虽不起眼,却是赤水河畔许多贫寒子弟读书识字的地方。每逢放学,孩子们三三两两散出校门,打闹着,跑过碎石院坝,隐入街巷。其中一个瘦小少年,总比旁人走得慢些,常在门口的石阶上站上一会儿,望向河对岸,望向码头的方向。那少年,便是梁业广。
东城小学的院坝不大,两棵老槐树撑开浓荫,树下摆着几块青石,权作课外的坐处。课堂上,先生们教国文、算学,也教些地理常识。梁业广坐在靠窗的位子上,一笔一画地写字,常把先生讲的每一个字都记在心里。他识字晚,写字慢,可比谁都用工。别家的孩子下了课,追着闹着满院子跑,他却多半一个人捧着课本,靠在槐树下,把白天学的字,一遍一遍地默写。有个顽皮的同窗,见他这样,常笑话他:“业广,你念那书做什么?又不当饭吃。我看你啊,天生是种田拉船的命。”梁业广也不恼,只笑笑:“多识几个字,总没坏处。没准哪天,就派上用场了。”那同窗撇撇嘴,跑开了,他依旧低头写字。
梁业广时年十一岁,家在川南九支,隔着赤水河与赤水相望。他出身贫寒,父亲早逝,母亲拉扯着他兄妹艰难度日,家中几亩薄田,收成看天,歉年连饭都吃不饱。为着让他识几个字,母亲咬牙,把他送到赤水东城小学,寄居在县城一户远房亲戚家里。那一户人家也是穷苦人,赁着半间屋子,梁业广白日上学,回来帮着挑水、劈柴、扫院子,算是抵了伙食。他一身衣衫,补丁摞着补丁,却总洗得干干净净;一双赤脚,常年踏在泥土与石板上,脚板磨出一层厚茧。
这一日放学,梁业广照旧在校门石阶上站了片刻。暮色里,码头上泊着一长溜盐船,背盐的汉子们肩头压着盐包,一个接一个,踏着石阶往上走。他望着那些弯成弓形的脊背,心里说不出的发酸。他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九支场上的佃农,赤水河边的纤夫,码头的背老二,一年到头,流着血汗,换不来几顿饱饭。
同窗路过,唤他:“业广,还不走?你亲戚家等着你挑水呢。”
“就走。”梁业广应了一声,眼睛却还望着码头。
他沿着河岸慢慢往回走,晚风拂面,带着水汽。岸边,几个纤夫正蹲在石滩上歇脚,抽着旱烟,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一个瘦骨嶙峋的老纤夫,解下缠在肩上的麻绳,露出深深勒痕的皮肉,叹了口气:“这一趟,从合江拉上来,脚板都磨出血了。船老板只肯给几个钱,厘卡又要抽一道,落到手里,剩不下几个铜板。这日子,真不知还有个盼头没有。”
旁边一个年轻些的船工闷声道:“老哥,你别说了。说多了,心里更堵。咱们这些人,生下来就是给人家拉船的命,认了吧。”
“认?”老纤夫苦笑,“怎么认?屋里还有张口等着吃饭的娃。不认,又能咋样?凭咱们这几条光杆,还能把这条河上的厘卡掀了不成?”
梁业广蹲在离他们不远处的河滩上,装作玩石子,耳朵却一字不落地听着。这时节,正是赶场的日子,河滩上、码头边,人来人往,喧喧嚷嚷。卖山货的挑着竹篓,卖布的把布匹摊在石头上,卖盐的把盐包码得整整齐齐,还有卖豆花、卖米粑的小贩,扯着嗓子吆喝。梁业广的目光掠过这些熙攘的人群,看见一个老农蹲在墙角,数着手里几枚铜板,眉头拧成了疙瘩,大概是嫌盐太贵、粮价太低。他又看见一个妇人,抱着娃儿,在布摊前看了又看,终究还是叹了口气,转身走了。他心头微微一沉:这赶场的热闹底下,藏着的是家家户户,一分一文都盘算着的紧巴日子。他忽然想,若有一天,这世道能变好,这些苦人赶场时,眉头或许就能舒展一些。
这些话,梁业广听得太多了。他想起送他来读书那日,母亲背着包袱,送他过河,一路走,一路叮嘱:“业广,你爹去得早,娘不识字,也帮不了你什么。只盼你进了学堂,多认几个字,将来不至于像娘一样,一辈子睁眼瞎,受尽人家的气。念书要紧,可也要记着,咱们是穷苦人家出身,莫要忘了本。”过河时,船资要几个铜板,母亲掏了半天,数了又数,才凑齐。那一幕,深深印在他心里。他母亲常说,穷人的日子,是熬出来的,熬过一天是一天。可他心里总有个说不清的疙瘩:凭什么,有人坐拥万贯家财,有人拼死劳作,却连口饱饭都难?这世道,难道当真改不得吗?
回到亲戚家,梁业广放下书包,便去井边挑水。一桶一桶,把缸里灌满,又劈了一堆柴。亲戚家的婶子做好了饭,招呼他坐下。饭桌上,照例是糙米掺着苞谷面,就着一碗咸菜。婶子见他吃得快,怜惜地说:“业广,慢些吃。念书费脑子,多吃些,长身体。”
“婶子,我吃饱了。”梁业广放下碗,又去帮婶子收拾。
婶子家的日子,也不宽裕。叔父在外跑短工,婶子在家接些缝补、浆洗的活计,贴补家用。梁业广虽寄居在此,却从不白吃白住,抢着干活。天没亮,他便起来帮婶子生火、烧水;放学回来,挑水劈柴,样样都做。婶子常夸他懂事,又说:“你娘把你送来读书,是真疼你。你可得争气,读出个名堂来,也不枉她一片苦心。”梁业广听了,只是点头,心里却把这话,记得牢牢的。有时候,婶子家也有剩的米汤,特意给他留着,说是念书的人,要多补补。梁业广舍不得喝,总想留着,让婶子家的孩子喝,可架不住婶子硬塞给他,他便小口小口地喝了,心里又暖又酸。
吃过饭,天色全暗下来。梁业广坐在屋门口的小凳上,借着屋檐下那盏昏黄的油灯,翻出课本,一笔一画地写字。他识字晚,底子薄,读书格外用力。先生教过的字,他一个个都记在心上,夜里写,白天背,生怕辜负了母亲送他读书的一片心。写到一半,他抬起头,望着夜空里稀疏的星子,想着九支那边的母亲,想着妹妹,想着那些在河边拉船的人。他暗暗发誓:要是有朝一日,真能读出个名堂来,定要替这些苦人,争一条活路。
油灯里的灯芯烧得久了,结出一粒灯花,火苗跳了跳。梁业广拿针挑了挑灯花,又继续写。他把白天学的新字,一个个写在纸上,写满了,又翻过背面,接着写。纸是亲戚家攒下的旧纸,正面写过账,背面还空着。他舍不得浪费,总把边边角角都写满。写到夜深,婶子催他睡,他才收了笔墨,把纸小心叠好。临睡前,他躺在硬板床上,又默背了一遍白天的课文,直到眼皮打架,才沉沉睡去。梦里,他仿佛又回到赤水河边,看见那些背盐的汉子,正挺直了腰板,朝着一个从未见过的、敞亮的方向,一步一步地走。
东城小学的先生,姓赵,是个温和的中年人,教国文,也讲时事。这一日,赵先生讲到近年山外的事,说省里、京里都在闹什么新学,讲平等、讲民权,讲百姓也有做主的道理。他讲得并不深,可梁业广听得入了神。
“先生,您说的平等,是啥意思?”梁业广举手问,“是不是说,咱们这些穷人,也能不受那些老爷们的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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