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几个老师当中,文建秋老师没与我近距离交往过,然而我们又是“过从甚密”的。几年以来,我所发表在《黔西南日报》上的作品,只有唯一的一篇不是经过他的手编辑的。我原以为,当编辑就像老师判改学生作业,打勾打叉就行了,轻而易举地让稿子“过”或者“不过”。其实不然。后来见到文老师帮我修改的稿子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编辑痕迹,我内心感到非常震撼。从此,我写稿投稿,再也不敢马虎,不再粗枝大叶。编辑老师太辛苦了,我们作者写稿时,细心一点,认真一点,尽量不给他们增加麻烦,彼此体谅一二。
几位老师都是朝九晚五的公务员,必须下班以后才能前来赴会。我是下午两点左右到达吴老家的。在等待几位老师的时间里,吴老一直陪着我,聊文字,聊经历,聊人情世故。他思维缜密,记忆清晰,表达准确,谈话幽默风趣,言之有物,颇有深度和厚度。
我比吴老年轻将近三十岁,却总觉得自己脑筋很乱,思想肤浅,语言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都那么差劲。因为我命运多舛,生计艰难,感情生活也有些“勾绞”······总之诸事不顺,愁绪繁多。现实的不堪压得我几乎扛不住了,思想几近崩溃了,思维就不太有条理。
思想崩溃,思维混乱,用土话老说,又叫脑筋散,是“东二”,还有人说是“瓢把子跩科”。“瓢把子跩科”这词语极为生僻,是我们村里一个半文盲、牛二型人物发明并专用的。爱八卦的人们,背后说某某脑袋不灵光,像东二一样。值此牛二在场时,他会接过话头,大大咧咧地说:“你们说那个人咹?我看他是‘瓢把子跩科了’!”别人从来不用这句他所独创的术语,然而他一说出来,人们都能明白其意思。就像上世纪那些“简化字”一样。例如发展的展字,写成尸字头,下面加一横,虽然不是出自国家文字典,但是一度得到民间认可,那样写出来,人们也认得它是展字的替身,或曰通假字。不过,刚才我试了一下,在电脑上,手写或者拼音两种输入法都弄不通泰,写不出这个异形字。这说明它或许压根儿就不是字。
我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有点“瓢把子跩科”。自己说出口的话,尔后一反思,有点羞愧无地。觉得自己刚才那样说不合适,难脱疯话、乱话、驴头不对马嘴话之嫌疑。有时说着说着,人家撇过眼光,望向他处;或者眼观鼻,鼻观心,仿佛要入定,仿佛想屏蔽我的话语,不搭言了;或者“王顾左右而言他”。人家不好断然指出我的毛病,是在进行“冷处理”,给我留面子。这也侧面说明我还没有完全“失性”,仅是“半神经不神经”而已。如果完全失性了,把持不住,乱话纷呈,人家就膈应,嗯嗯阿阿地敷衍,就像敷衍失掉了人格尊严的、被人们“看透了”的酒醉鬼一样,心里蔑视。即便他有时候没喝酒,脑筋也清醒着,一如正常人,但是,正常人也同样不把他当正常人看待。无论他说什么,人们都起哄,嘲讽,讥笑他。把他“笑黄了”,连口也不敢再开,也再开不得口。他只得独自寂寞人外边。我怕招致这种待遇,所以不熟悉的人面前,我不太敢畅所欲言,有戒备之心。别人见我一副清高样,“高深莫测”,不敢贸然接近,跟我说话也小心翼翼,说不上几句赶紧找个借口撤离,敬而远之。于是,我无形中被孤立,被边缘化了。我对“祸从口出”的戒律深以为然,不说话,也就不会透露自己的信息和弱点,可以避免受到攻击和伤害。“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别人无法了解你,也就不敢侵犯。谨言甚至不言,能够免除许多麻烦。然而,“闷呆闷呆”,长期把话闷在肚子里,语言组织能力退化,显得呆滞木讷。
面对吴教授这么慈善的老人家,尽管他“谆谆善诱”,我还是很少说话。其实我也搭不上多少话。我连猜带估,只能领会吴老所言的大部分意思。我一个中学生的水平,能够做一个教授的倾听者,这已经颇能自慰了。吴老也会将就人。他不跟我谈兰花的七七八八,也不向我灌输诗经里各种草木的“起根发芽”,他跟我谈写作,谈他用文学手段来研究、归纳、整理和表现兰文化、以及诗经上面那些花草树木。
后晌,陈朗老师首先来到吴老家。他一到场,快人快事,二话不说,提笔就帮我签了字,然后递给吴老,笑笑,说道:“我的签了,该您啦!”吴老向陈老师问询了一番格式,然后笔走龙蛇,也写下了“情况属实,同意推荐”八个大字,签上了自己的姓名。陈老师写的字体刚劲有力,凛凛然而有正气;吴老的字体如老树盘根,像小时候老街那位老叟用麦芽糖千拉万扯,而后成就的丝窝糖,丝丝缕缕,弯弯绕绕,味道绝佳,颇耐品咂。吴老是省书协会员,笔下自由深厚功底。我翻看了一下陈老师的朋友圈,他乃黔西南州五个中作协会员之一、鲁迅文学院学员、诗人、作家,在他的朋友圈里,却也热衷于发一些书法作品。我不知道他的书法造诣究竟有多高,但是我想,他一定是非常酷爱书法的——这一点,从他为我所签的字上面,可窥见一斑。
文建秋老师敲响了吴老家的门。他进门后,我们继续聊着,等王仕学老师的到来。左等右等都不见,眼见天色渐晚,吴老有点着急了,掏出手机,准备打电话催一下王老师。他一边拨号一边说:“我主要是担心小查——今晚还得回家哩。”
电话拨通了,出乎意外的是,王仕学老师早已赴约而至,只不过他没有到吴老家会合,而是直接在预订的小饭馆附近溜跶以待。我们一行五人赶紧下楼,往小饭馆步行而去。从吴老家所在的小楼出来,经由那条名叫“文化路”的校园小径,至教学大楼前转拐,往师院大门走去。我们左手边的操场上很热闹,有一个班的学生在集合排练什么节目,也有人打篮球。从教学楼到大门之间的主干道上,人们熙来攘往,到处是学生们青春洋溢的身影。吴老的老伴周老师矮小轻盈,步履矫健,文建秋老师陪着他走在前面。陈朗老师和我,一左一右,伴随着吴老前行。吴老和陈老师一边走一边聊着。我本来就笨嘴拙舌,再说,一个农民,跟一个教授和一个黔西南文学界的“五虎上将”之一,我不知道可以说啥,所以默然而行。转而又一想,三个人走在一起,我独自默无一语,怎么行呢?!我总得说点什么吧。可是,说点啥好呢?
我在那所校园里一路走一路望,表面平静如水,内心有些激动。看着兴义师范院校的那些充满活力和自信的学生,我想到了自己的中学时代。我无比怀念那远逝了的青春时光。三十五年前,我告别了中学校园。这次,我以过客的身份,第一次涉足这所院校。所以,我有点心潮澎湃。贵州省《劳动时报》总编辑张永东老师知道了我的这种心情之后,说:“来省城吧,我给你安排!”意思让我到那儿的大学校园里去开开眼界,感受一下不同的象牙塔里的氛围。我谢绝了张老师的美意。那本来不属于我的生活,作为匆匆过客,在陌生的环境里,我会侷促不安,甚至会伤感失落的。
大家走在一起,我独自不发一语,这跟“独自向隅”一个性质,我怕他们会感到压抑。于是,我决定说点什么。我说:
“这是我天生头一回踏进大学校园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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