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快二十九岁那年,古晚雨终于把自己嫁了出去。婚礼隆重热闹,正是她想象中的样子。
古晚雨的丈夫,是刘原前前后后介绍了至少二十个人之后的最后一个。一开始晚雨还想推辞,被刘原一顿臭骂后,才去见了面——见了,就成了。
丈夫叫丁酉楚,是刘原高中时的同学,家住子兰县城,父母都是退休工人。
丁酉楚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后分到省城一家建筑公司,工作环境一直不固定,全省的工地到处跑,三十三岁了还独身。
刘原感叹:缘分就是缘分啊。她想,要不是那天非闹着回老家,要不是丈夫单位有事耽搁了半个多小时,就不可能碰上丁酉楚,或许啥事都不会发生。
这年春节,刘原和丈夫在汽车站等车回老家,候车时先看见了多年不见的丁酉楚从一辆红色轿车上下来。
老同学见面,少不了多寒暄几句。临走时,刘原丢下一句话:“我给你介绍个朋友。”
刘原告诉晚雨:“丁酉楚是我们班最小的,真没结过婚。大城市不比县城,大男大女太多了,他这年龄还算普通,比他大还没结婚的多着呢。”
“我又没说他结过婚。”古晚雨觉得刘原好笑。
其实古晚雨是对自己没信心。每一次相亲,对她来说都是一次伤害。如果说刚工作的几年,相亲对象还算“相配”,慢慢的就成了任务、成了勉强。晚雨觉得这种勉强本身就是伤害——伤在内心,伤在骨子里。
她记得沈乔乔说过:“一个人,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任务:小时候乖乖长大,学生时期好好读书,参加工作了好好工作,二十多岁就该结婚生子,为人妻为人母。哪个阶段的任务没完成好,都会伤害到你最亲的人。”
古晚雨对沈乔乔说:“我明白,就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些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沈乔乔却说:“晚雨,你不明白。”
古晚雨觉得沈乔乔冤枉她,她确实懂那个意思。她真不明白的,是自己见丁酉楚的第一眼,就替自己定了终身。
到底是为丁酉楚身上那说不清道不明的男子汉气概,还是到了非嫁不可的年龄?反正她就认定:嫁他了。
有一天,丁酉楚主动提出要去青台区看望长眠地下的爸爸,看望为儿女活着的妈妈。古晚雨当即感激涕零,难过得不知该摇头还是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脸憋得通红通红。
“谢谢,谢谢您!”当她只在心里说出这几个字时,第一次在一个男人面前放声大哭——仅仅见过一次面的陌生男人,昏天黑地哭了半个多小时。
“这就是我要找的男人!”这是古晚雨哭完后最清晰的直觉。
把婚期定在暑假,是为了让弟弟妹妹能来分享她的幸福。晚雨要让弟妹感受到:姐姐找到了真爱。是啊,五指连心,血浓于水,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内涵太深了。
婚礼上,看到弟弟妹妹灿烂的笑容,收到他们真诚的祝福,她觉得所有付出都值。
“你不想知道我过去有没有女朋友?”丁酉楚不下五次问古晚雨。
“不想,也不用。”古晚雨答得干脆,“我有你的现在、你的将来就够了。”
丁酉楚觉得古晚雨太深沉,摸不透她的内心;又觉得她太单纯,不像活在现实里。
结婚后,古晚雨生活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县委五星楼搬到了丈夫准备好的家里。她原本想留住五星楼那间给了她太多回忆的“小家”,她有恋旧的习惯。无奈那时县委作出了拆除五星楼的决定。
当时住房改革已经在子兰县悄悄推行,五星楼的住户大多买好了自己的房子。古晚雨想:要是没成家,我该住哪儿啊?差点被这个假设吓晕。
她能做的,是邀几个五星楼的要好哥们,在楼前用傻瓜相机留下瞬间的美好回忆。
丈夫是家里独子,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都已成家生子。古晚雨没有理由不和公婆住在一起——哪怕丈夫常年不在家。
幸福是一种感受。已为人妻的古晚雨尽量回避现实,回避工作以外的人和事,闲暇时尽力让自己的心去感受这份迟到的幸福。
可惜有些事能回避,有些却不能。子兰县轰轰烈烈的机构改革,她参与了,就没能躲开。
改革落到古晚雨头上,是把“机关工作人员”改成了“国家机关公务员”。
按文件规定,结合工作年限、文凭高低套算,古晚雨属于高文凭但工龄不足的一类,评定的职称是国家公务员最低档:科员。
科员就科员吧,反正做的还是原来的工作。可惜的是工资——科员和副主任科员的工资差好几十块呢,古晚雨想。
看着刘原像机关里四十五岁以下没文凭的人争“补巴文凭”一样,风风火火地参加各类成人专科、本科班学习,古晚雨摇着头感叹:累,太累。
十一
事业上早已经心如止水的古晚雨,命运差一点就在瞬息间被改变了。
差点改变她命运的,是她四川大学的同学、从国家文化部来子兰县挂职的县委副书记崔有生。
崔有生是北方人,典型的北方汉子,格外奋进——他是北大研究生毕业后考进文化部的。
来子兰报到第二天,他就专门到妇联看望古晚雨。作为东道主,古晚雨在县城最豪华的酒店宴请了崔有生,邀请了县妇联两位主任和刘原作陪。
那之后,古晚雨感觉单位里的人怪怪的:要么正说着话看见她就戛然而止,要么对她视而不见,要么用异样的眼光打量她,连刘原都似乎在变着法儿回避她,爱理不理的。
真是怪事,我做错什么了?古晚雨想。她没去找任何人理论,不想自找麻烦,惹不愉快。
“晚雨,刘姐对你咋样?”刘原终究没扛住,有一天神神秘秘地主动找古晚雨“谈判”。
古晚雨回:“没得说。”
刘原又说:“为啥对刘姐不老实?”
晚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老实啥?”
刘原说:“机关好多人都在传,你和崔书记上学时就是那种关系。”
“啥呀,刘姐。”古晚雨生气了,“血口喷人!”
崔有生听不到古晚雨能听到的传言,古晚雨也不可能去跟他汇报——怕崔有生说她自作多情,俗不可耐。
一天晚上,她正哄女儿小小睡觉,崔有生把电话打到家里,约她去“浪漫谷”茶楼喝茶。
看床头柜上的小闹钟指向九点半,古晚雨犹豫了:“改天吧,今天太晚了。”她不想去还有个原因:不爱去这种场合,子兰县城太小,人多嘴杂。但最终她还是去了——源于内心真实的渴望:有太多话想跟老同学倾诉。
出门时,婆婆好奇地问:“这么晚了,谁找你呀?”
“一个同事。”古晚雨说。
“古晚雨,你变得我都认不出了。婚姻咋样?”这是崔有生的第一个问题。
古晚雨知道,那天的宴请只是形式,根本没机会说话。听崔有生这么问,倒觉得很合常理,便回答:“挺好,自我感觉良好。”
“那就好。听说你女儿长得特别标致,哪天带过来给老叔看看。晚雨,你女儿才八岁?我儿子都上高一了。”崔有生还是那么自信。
“嗯,结婚太晚了。”
崔有生说不敢相信,曾经那么优秀的古晚雨,事业上竟然一事无成。古晚雨说:“我早就不是过去的古晚雨了,工作十七年,还是个科员,你信不信?”
“不可能,简直开玩笑。”崔有生直摇头。
“1996年机改时评的,工龄不够。那年是最后一批评定,我还是工龄差一点。后来县委按比例分了一个副主任科员的名额,我也没轮上。”
崔有生真正不信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古晚雨说这话时的神态——像在说别人的事,心平气和得近乎麻木。
崔有生说:“真可惜,你是个人才。”
古晚雨调笑:“中国有的是人才,子兰县像我这种人才多如牛毛。”
崔有生又说这是资源浪费,古晚雨只回:“平平淡淡才是真。”
崔有生记忆里的古晚雨,始终是川大读书时那个奋进、聪明的班长。
可从踏回子兰土地的那一刻起,古晚雨就把事业、前程、上进心、奋斗精神,统统留在了川大的图书馆、教室、乒乓球台,留在了川大的整个校园里。
她现实得像街头巷尾的家庭妇女,家成了工作之余的全部。
女儿小小长得越来越像秋雨小姨,活脱脱一个小秋雨,见过的人都能记住。甚至走在路上,有人会指着她说:“快看,那是小小的妈妈。”
好心自有好报,古晚雨信了刘原的话:小小是上帝回馈给她最珍贵的礼物。
深夜,古晚雨喜欢坐在女儿床前,静静看着她:看着她甜睡时娇嫩红扑扑的小脸,听着她香甜的鼾声,像在欣赏一幅绝美的油画。
每次和丈夫通话,她总说:“上帝是公平的。”
看着小小,她总会想起小妹秋雨,常常生出当年摸秋雨肉嘟嘟小脸时的那种兴奋感。
秋雨随丈夫留学美国,从没停止过学习。她把小小的照片放大了一张挂在美国的家里,告诉姐姐:“小小就是我的女儿。”
晨雨哈工大毕业后,在上海开了自己的公司,起起落落到现在已成了气候。妻子夫唱妇随,已经有了一个两岁多的儿子。
大雨在海南那家企业做到了中层管理,娶了个外地姑娘,生了儿子,妈妈也被接去了海南。
就在古晚雨第一次走进子兰县委大门的那个季节,她要提拔的消息像风一样,一夜之间吹遍了整个机关大院。
可正当考察组要来妇联考察的节骨眼上,古晚雨的妈妈突然病重,说想见晚雨一面。考察组来的那天,古晚雨已经飞去了海南。
作者简介:
张榆曼,本名张云红,女,汉族,大专文化,贵州省作协会员。1961年9月生于贵州遵义市。198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职责》,迄今在《人民文学》(增刊)《花溪》《苗岭》《女子文学》《当代贵州》《贵州作家》《贵州工人报》《遵义文艺》《遵义日报》等省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20多万字。
1992年散文《淡泊有为的民意县长》曾获全贵州省大学生作文竞赛二等奖;1999年小说《娟子》被选入《遵义50年小说选》;2001年长篇报告文学《辛酸与辉煌》在《女子文学》第一期头条刊出,2009年遵义市《四在农家》散文创作二等奖。2008年11月20日—12月20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黔北作家北京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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