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每次被打之后,就哭着对我们说,就是因为你们兄妹,不然我就离婚了。我的母亲把她人生所有的不幸归咎于我们兄妹三人。这位一天学都没有上过的女人,因为不识字的缘故,不能进厂,所以从来没有单独去外面打工进厂的勇气,她只能默默忍受,忍受疼痛,忍受辛劳,忍受生活已切的苦。好几次,我在家里发现有老鼠药,我不敢惊动任何人,悄悄扔了它们。我害怕母亲吃药自杀,她不止一次说过要自杀这个话。我的童年很快在这样的家庭暴力中过去。青春期来临之后,我反抗的机会也很快的到来。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走到村口的时候,已经快六点了。我的父亲高长华已经拉着荆棘条在村口等我了。回家晚的原因是因为和班上女生们一起走,那时我读初中三年纪,嘴角已经开始冒出一丁点胡须,我开始观察身边女孩子的身体发育,不再以成绩的好坏决定和不和这个女孩子玩,因为我成绩很好的缘故,一些喜欢学习的女生开始主动向我靠近,我也乐在其中。那天下午放学后,和一群女生一起回家,一路上聊天打闹,耽误了回家的时间。我的父亲母亲怒气冲冲拿着准备打我的荆棘条站在村口桥上,我的大脑一下空白了。害怕和愤怒同时漫延开来,青春期脆弱的自尊心碎落满地。我低着头绕过他跑回家。跑着跑着,浑身发颤,我的耳边一直萦绕着的是班上那几个女孩子的轻声的嘲笑,而且其中还有一位是我人生第一位生起爱慕念头的女孩子。
回家后,我刚放下书包,就连忙去找活干,以此表达我的顺从,但是已经为时太晚。父亲出现在门口,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跪下,说,去干嘛了。这样的场景过去发生过太多次。我曾经被罚跪过一晚上,最后在地上睡了一晚上。一般情况等到父亲出气了,我就可以起来,但是那天他去打麻将,忘记我还在跪着。我的弟弟在被打方面表现的就比我聪明一些,每次被打,他总是第一时间求饶认错。我在意识不到自己错误时,会硬抗着,一直等他打累了,或者邻居看不下去了,过来说情。这一次,我没有同往常一样下跪。我静静的看着他,没有说话。他恼羞成怒,手里的条子直接朝着我打来,刷的一下。力度很大,惯性使我往边上了走了好几步。疼痛很快从胳膊上传来,我咬住牙齿,没有发出声音,还往前走几步。父亲开始向往常一样鞭打我,雨点般袭来的树条打的我全身疼痛,但我始终没有发出声音,还努力站正身子。错了没,错了没。父亲一边打一边说。我始终一语不发,这让父亲感到自己权威受到挑战。他放下树条,去找更粗的棒子,一般来说是扫帚的杆,偶尔是婴儿手臂粗的休息用打杵。这次,他没有找到更粗的棍子,但是他拿到菜刀,同往常一样,他用菜刀恐吓我,说把我的手砍了。一般这个时候我都会被吓得各种躲闪,拼命躲墙角或者门后面,但是这一次我没有。愤怒将我完全包围了,我突然暴起,夺过他手菜刀,将菜刀抵在我脖子上。你直接杀了我算了,当你们没有生过,我的声音里带着愤怒和哭腔。接下来我语无伦次的说了很多话,眼泪大颗大颗的滑落在菜刀上,说到情绪严重时候,我感到脖子轻微的疼痛,并不锋利菜刀已经划破了我的皮肤。我的父亲突然安静了下来,走了出去,房间里只剩下我撕心裂肺的控诉。
进入高中,我继承了我父亲的二手手机,也是这个手机,我开始沉迷网络小说。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我看不见黑板上写的字,当时班上有六十余个学生,而我因为性格内向,坐在最后一排。我突然意识到,我的眼睛近视了。我用二十块钱向班上另一个同学买了一个很旧的老款的眼镜,是他已经淘汰的。我并不知道我的眼睛近视多少度,也不知道购买的这个眼镜多少度,但是戴上这个眼镜后我能够看清一些东西,于是我就把眼镜带去上课。有一天上课的时候,班主任老师突然走到我的边上问,你是谁,不是我们班的吧。我是XXX,我连忙把眼镜摘下来。我边上的同学们齐声笑了起来。老师没有说话,走开了。父亲看见我带着眼镜干农活,嘲笑到,我们家出先生了。母亲说,你的眼镜哪里来的,是不是偷的。
我一点儿也不热爱土地,也不热爱故乡。高中三年,我在外租房子,能不回家就不回家。每个学期开学我就回家背五十斤土豆,每个星期一百元钱的生活费不够用,我就吃土豆,土豆不够吃了的时候,我就在夜自习回家的时候在在小路上偷几颗白菜,有时房东太太看我没吃的东西,也会分给我一些酸菜。我的成绩常年保持年级前三,学校减免了我的学费,并给我每个学期七百五十元的助学金,当时我的房租六百元一年。
高考结束后,我借了同学五百元块钱,直接去广东打工了,因为我没有满十八岁,只能在一家私人作坊做手机的外壳,也就是俗称的黑厂。一个小时十二元,一天上八个小时,有时也加班两三个小时,书上说青春无价,我对此表示反对,我青春一天一百。高考成绩出来时,我在广东的一个黑网吧查到成绩并填了志愿,我发挥正常,考上了省城一个大学的师范专业。我拿着四千七百六十元钱的工资,辞职回到家,在我的母亲陪同下办理了助学贷款。在帮助父母干了一个星期农活后,踏上前往大学的路。
此后的每年寒暑假,我都是在各式各样的厂房里度过,广州、深圳、苏州、杭州、金华、宁波。我在流水线上度过了我十八岁、十九岁、二十岁的生日。整个大学期间,我没有开口向要父母要一块钱。毕业那年,我顺利考上老家市区一个中学。我带着女朋友回到家中,告诉父母我要结婚的事,他们没有发表任何建议,只是说问我要不要在村里办酒。我说可以,你办酒收点份子钱,钱都不用给我,也不用婚车和装修婚房,我已经在城里买了房。我的父亲想说什么,但是终究没有说。他知道,我在十二岁那年,已经学会了独立。
作者简介:
吴港元,男,97年生于贵州毕节,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发表于《西部》《星星》《诗选刊》《延河》《绿风》等。曾参加《星星》诗刊2023年全国青年散文诗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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