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母亲到永远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洪开第    阅读次数：46193    发布时间：2023-08-28

天不见亮我们就从城里动身，由于是困难时期，我从未吃过象黄荆籽饼子这样的好东西，还没走到华一纸厂，忍不住饼子的诱惑，就将饼子给两位同学一人一个，我将剩下的两个饼子几囗就吃光了。

中午两位同学和我都把柴捆好后开始吃包的午饭，他们也要我和他们一起吃。我见他们包的饭不多，不忍心吃，就说我还饱着呢。

午饭后我们挑柴下山，由于饿着肚子，体力不支，开始还和他们一道下山，后来越来越走不动。同学们只好先走，并告䜣我回城后马上通知我妈来接我。

就这样我边走边歇稍，直到天完全黑了，估计是晚上八点过钟，我母亲才赶到天台山下把我接到，并抱住我的头失声痛哭。最后我和母亲你一肩我一肩，一步一挪地直到晚上十一点过，才将柴担回家。从此，母亲就再也不让我上天台山捡柴了。

在六十年代，还有几件让我刻骨铭心的事，一辈子都忘不了。时间也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和文革中。那是我们家几弟兄逐惭长大，家庭的开支也逐惭增加，父母都是靠工资生活的，没有多的经济来源。为节约家庭的开支，母亲花五毛钱买了一把处理的理发剪。当时理发店理发才一毛柒分钱一个头。母亲每月为父亲和七个儿子理发，一理就是几十年。

我们家从六十年代初就住在县委政府大院。房子是木柱串架的泥夹壁。夹壁是用楠竹和绵竹编的，再用稻草作草筋伴黄泥来糊，连白灰都没有上。我们在这里住了近二十年，每年都用旧报子加米汤裱糊一次。住宿的条件虽然差，但大院的发小们亲密无间，每天都在一起做家庭作业，打闹玩耍。

在那些年头，每到学校开学，每个孩子的学费和书本费虽然不多，就十元八元，少的才五、六块钱，但加到一起，得要好几十元钱，给家庭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每学期的学费都是母亲在平时的生活费中积攒起来，有时候不够也要向单位的朋友借钱交学费。最难忘的是六五年春季开学，那时，母亲肚子里还怀着家里最小的兄弟，身体十分虛弱，无赖之下去了医院，背着父亲和家里的人卖了400CC鲜血，抽完血后晕倒在医院，医院立即打电活通知父亲，父亲赶到医院和母亲抱头痛哭。当时在场的许多人知道情况后都留下了同情的眼泪。

现在每当我看到母亲一九六五年春节，县机关文工团成功演出歌剧《江姐》后演职员的合影照，都忍不住潸然泪下。按年龄计算，母亲当年才三十二岁，正是女人花容月貌，尽显风韵的黄金年龄。但照片中母亲是那么的憔悴，面色苍白，颧骨凸出，身体是那样的瘦弱，表情也显得那么的无赖。

一九六七年赤水文革武斗期间，父母亲叫我去昆明姑爷刘忆慈处躲武斗。返赤时从昆明背回一大包姑爷、孃孃、表哥、表妹穿过的旧衣裤，我们几弟兄按身体个头分穿到无法缝补。最困难时的夏天，母亲只好每天叫我们早点洗完澡上床睡觉后，她再给我们洗上学穿的衣裤，一直忙到半夜。第二天早上让我们每人都穿上干净的衣服去学校上课。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疯狂的年代，父亲作为走资派曾关过牛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挨过批斗。父亲曾被造反派的毒打，被皮鞋踢断了几根胁骨。父亲回家后，母亲连忙给他拿药疗伤，并询问打人的是些什么人。父亲虽被布条蒙着眼晴，但听说话声也知道是些什么人。但怕母亲那嫉恶如仇的个性和我们几弟兄闹事，一直不肯说出真相。母亲多次询问无果，每天含着眼泪用跌打损伤药酒给父亲擦腰，还用酒吞服三七粉，三个月后身体才逐渐恢复。

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件亊也让我难以忘怀，就是当时红大院的用电是办公室行政科在管理。每家每个电灯泡都是贴上了封条。我家厨房的灯泡烧坏后，因办公室上班不正常，无人前来换灯泡，我们就到街上门市部买了两个灯泡回来，一个十五瓦，平时厨房作照明用，另一个六十瓦，作临时提供我们写大字报用(那时赤水正是大呜大放大字报时期)，使用时间都很短。不到一个月，机关行政科一位“红色尖兵”造反派来查电灯泡。说我家私自换照明灯泡，打了一个单子，要我们补交六十瓦灯泡几年的电费二百多元，这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啊。母亲不服，认为是造反派组织的人乱干，没有实事求是地处理电费，要找行政科的人说理。母亲也为此哭过多次。当时，正值文革时期，县机关处于瘫痪状态，造反派作主。母亲在父亲的再三劝说下，最后还是找财政局的袁允成、计委的吴大明、税务局的张世隆、法院的兰院长等老同志借钱开了电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