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七）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钟金万    阅读次数：16106    发布时间：2021-04-09

——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长征取得伟大胜利的英明决策 

七

我认为，“遵义会议永放光芒”这句话里的“遵义会议”有两层意思，一层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老城柏公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主要会议；一层是自湖南通道会议以来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泗渡会议、土城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议，其中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前奏与预备，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落实与完善。

如果说遵义会议作出的决策是力挽狂澜，是党和红军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个转折点；那么“四渡赤水”战役就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以运动战为主的著名战例，是战争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是中央红军在贵州、四川、云南交界地区，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争取战略主动而采取的作战行动，创造了战争史上仅有3万多人，且是流动中的弱军，战胜了装备精良的十倍于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的伟大胜利。

遵义战役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击溃和歼灭敌军两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军2400多人，俘敌3000多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遵义战役充分运用毛泽东在运动中灵活机动地歼灭敌人取得一系列胜利的战略战术，被蒋介石称为“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斗志，为苟坝会议的胜利召开打下坚实的基础。

红三军团在遵义市播州区（原遵义县）三合镇刀靶村打响的“刀靶水阻击战”，为保卫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遵义会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付出了一定的牺牲，必将载入红军的光辉史册。

如今，在“遵义会议”精神照耀下，诞生的红色遗址和红色印迹，都是激发我们继续前进的法宝，我们将继承革命传统传，把红色基因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我坚信。遵义会议必将永放光芒，必将温暖和照亮新时代每一颗开拓进取、不断前进的心灵。

“甩掉包袱，轻装上阵”不是说一句话那么轻松的事情，需要一定的勇气和魄力。“在扎西整编，军团撤销师一级建制，精减机关，充实战斗连队，干部层层下沉，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笨重的物件都埋了起来，还扔掉了一些多余的武器。”原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张量回忆说，“记得，这天部队又要出发了，我们的炮兵营营长匡裕民把我叫去说：‘上级决定取消山炮排，缩编为迫击炮班，由您担任班长。”匡营长说完以后，问我有什么意见。那时在红军中，人们对职务真没什么考虑，真是能上能下，党叫干啥就干啥，完全服从工作需要。叫我当班长就当吧，只是那两门山炮怎么办？我问匡营长。营长回答说：‘想法扔掉，还必需做好保密工作。’我回到排里，把营长的指示传达给大家，有几个炮手的思想很不通。他们都是和我在瑞金特科学校炮兵队的同学，对这两门山炮都摸得透熟了，又从江西抬到这里，不知付出了多少血汗。现在听说要把它扔掉，感情怎么能转得过弯来呢？当时，总部卫生部有一台爱克斯光机，那是卫生部的宝贝。但行军时需要很多人运输，总部就命令他们埋掉，卫生部的同志思想不通。毛主席知道后，就告诉他们说：革命胜利了，全中国都是我们的，何止是一部机器，今天扔掉一部，是为了今后获得更多。”张副司令员还说：“但我面对同志们的思想不通，却讲不出更多的道理。只是对大家说：‘为了这两门炮，我们用了三、四百人。难道还嫌没有抬够？我们要相信党，相信上级，坚决执行命令。’”说到这里，张副司令员顿了顿又说：“那天夜里，我们从扎西出发，返回到赤水河。部队静悄悄的跨上了搭在河上的浮桥。当走到桥中间时，我按照事先向炮手们规定的暗号，喊了一声：‘前面走不动了，停止前进。’炮手们听到我的喊声，知道是发出精减武器的信号。一走到河中间，便连炮带架一齐扔到汹涌的激流中。雇请来的那些民夫，他们跟在队伍后面，光听到我的喊声，停止了前进，却不知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总算保守了机密。”又顿了顿，张副司令员说：“山炮扔掉了，部队行动自然轻快多了。我们编成了一个八二炮班，我当班长，毛先锋当副班长，多余的人抽出去加强步兵连队。后来在遵义战役时，我们才体会到了轻装上阵的重要意义。”

这些话是张量副司令员在《长征过贵州的回忆》（载《贵州文史资料选》第十七辑）里写下的文字。在该文的“遵义大捷” 里，他还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军突然回师黔北，使蒋介石完全出乎预料。原来，我军一渡赤水后，蒋介石为防止我军入川渡过长江，调集了中央军和川、滇、湘、黔等地方部队共几十万人，编为七个纵队，企图将红军压迫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西和以北的狭窄地区，进行围剿歼灭。毛主席根据敌人的这一新部署，避实就虚，恢复了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方法，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红军抓准黔北黔军最为薄弱的这一环节，出其不意，再度返了回来。

当时,部队对中革军委的这一战略意图不甚了解，产生了埋怨情绪。我们基层干部和战士们只看到部队在黔北的山沟沟里转，就说了一些怪话。我们班的副班长毛先锋就对我说：“上个月才离开桐梓，怎么现在又转回来了？这样来回转圈子，转到哪里才算一站哪？班里的一个战士也问我：“我们的前方在哪里？哪里又是我们的后方？”是呀，没有后方的仗最难打，没有目标的前方心里更不踏实。我没法回答他，就拍拍自已的胸脯说：“喏，这就是前方。”又摸摸他的后背说：“后方就在这里。”然后又批评他几句：“少说怪话，上级怎么指挥就怎么行动，用不着你瞎操心，相信上级相信党。”我嘴里虽然这样说，可心里何尝不是和他一样的想法呢。

 也许，这就是当时红军中存在的“走弓背”“转圈圈”的普遍心理吧。也可以用这种心理来解释，为什么在苟坝会议上“与会多数人求战心切，一致同意在打鼓新场与黔敌作战，消灭此路围剿之敌。毛泽东据理力争，但未能说服大家。结果会议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提议，并表决撤掉了毛泽东刚刚担任的前敌政治委员职务”，为什么“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深刻道理。这正是毛泽东同志才具有的高瞻远瞩、独具慧眼的战略眼光吧！

因为“遵义会议”，因为“四渡赤水”，因为“遵义战役”，因为“苟坝会议”......，因为党中央在遵义的英明决策，因为红军长征在遵义的铿锵步伐，所以我们遵义人完全可以自豪的说：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红军长征才有了伟大的舵手，中国革命才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英明决策。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永放光芒的遵义会议，这就是指引中国革命胜利的遵义会议精神，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这就是我们正在迈着铿锵步伐不断前行的新时代的伟大精神。（全文结束）

（编辑：黔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