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的最后一天下午,我来到了贵州的息烽集中营。
息烽集中营旧址位于贵州省息烽县城南6公里,是抗战期间国民党关押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最大秘密监狱,与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监狱、江西上饶集中营同为抗战期间国民党设立的三大集中营。
刚下车,便遇到三位披着塑料雨衣的中年男女从自行车上下来,要我给他们拍照。通过简单对话,得知他们是从珠海来的,已经在路上骑行了20多天。
集中营外面的大门是一个很大的弧形,上书有“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陈列馆”12鎏金大字,进门后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烈士事迹陈列馆。
往里走,一个不大的水塘便呈现在眼前。湖边的石壁上写着“明心湖”三个大字,落款周养浩;与“明心湖”相对的一块标牌上,通过一道栈桥过去,可以看到一块牌子上有戴笠草书的“无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湖边有一个篮球场,据说是供监狱工作人员打球、“囚犯”偶尔放风用的。
球场过去,便是监狱旧址的大门,大门呈拱形,上面写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在当时是用这个名称来欺骗世人的。
据相关信息介绍,息烽集中营本部控制面积约2平方千米,设监狱八栋四十三间,监房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命名(“义斋”为女监),对内称“新监”或“大学”,重庆的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和望龙门看守所则分别称为中学和小学。
从“行辕”门口进去,我挨着挨着看了集中营的八处房子。
这八处房子有大有小,但都自成院落,只是有的房子周边围墙上有电网,有的没有电网,门外均有岗亭。不是所有房子都是关“犯人”的,有一个四合院是集中营的企业,主要生产香烟和白酒,工人当然就是里面的“犯人”。
关“犯人”的房子里,室内都有人物介绍。
经过梳理可以归纳出,息烽集中营被囚禁的人员可分为四种类型:一类是从各地逮捕来的共产党员,如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代表、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川康特委军事委员车耀先,西北特别支部委员宋绮云,打入军统总部的地下党特支书记张露萍以及韩子栋、许晓轩、刘丕光、文泽等;二类是抗日将领和社会各阶级的爱国知名志士,如杨虎城、黄显声、徐林侠、杨醒民、邓演达、马寅初等和去延安路上被拦劫逮捕的热血青年;三类是在军统内部犯有错误的特务和所谓的军统内部动摇分子,以及社会上被军统怀疑泄露集中营秘密的人;四类是外籍人员,如俄国白俄中的流浪贵族、军人、神父,捷克进步人士,西班牙商人,还有几个回国参加抗日或探亲的华侨等。真是扯淡!
息烽集中营自1938年11月建立至1946年7月撤销,先后关押了1220余人,而600多名革命者为民族解放事业先后在这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参观的整个过程中,我有伞也没有撑,任最后一场秋雨洒在我的脸上,脑里始终有一个疑惑在盘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这些仁人志士愿意把牢底坐穿的意志?
蒙蒙细雨中,我想起曾经去过的集中营和烈士纪念馆。
《红岩》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红色小说,我是在文革时期读的,也是我接触的第一本传递正能量的课外读物。早就想去看看那“紧锁着的门”,敞开着的“洞”,直到1984年的深秋才得以实现夙愿。那时还没有提炼出“初心使命”,但那些烈士可歌可泣的事迹,足以表明了他们的初心使命。
受儿时看的《红红的雨花石》影响,1992年的深秋,我到了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还记得邓小平题字的烈士碑旁,有一大片枝繁叶茂的枫树林,在凛冽的寒风中,向世人显露出那“霜重色愈浓”的本色。那里牺牲的烈士中,有党的早期领导人邓中夏、恽代英、罗登贤,有刘少奇的第一位夫人何宝珍,党的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妻子徐全直,有毛泽东介绍入党的毛福轩,曾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朱克靖,八路军359旅政治部副主任的刘亚生等。
离开雨花台时,花10钱买了一把红红的雨花石回家,算是带给亲友的礼物;而在太湖边的宋城,我却舍不得20元的门票,只在外面徘徊了一会儿,算是到此一游。
下午四点半清场的时候,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息烽集中营,任细雨和着泪水从脸上流下。
(编辑: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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