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经历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陈中礼    阅读次数：21286    发布时间：2021-02-02

1966年我们刚刚升学赤水一中初三，就被弄到宝源桓山半工半读，由于忍受不了又冷又饿特别难过的日子，我和肖坤明、金中全就悄悄地偷跑下山，进城就正好遇着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三个立即就成立一个“鬼见愁”战斗兵团，把红卫兵袖标戴起，每天在街上看大字报，针对不同的观点写针锋相对的批判大字报，因为人少，成不了气候，为了“抱团取暖”，我们三人就一起投靠了学校的“毛主席路线红卫兵战斗兵团”，以后由于夺权与反夺权的分歧，我们就自觉站到了“反二五”一边。一时间，各学校各单位各家各户都分成了两派，就是两父子、两夫妻、两弟兄、两姐妹都成了两派，就连吃饭睡觉都在辩论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开口就用最高指示来对付对方的最高指示，不管对得上对不上都是斗人多斗声音大，开始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文斗，后来就发展成用棍棒钢钎藤帽拳头武装来对付，由于人多力量大，不久就终于把“二五”派压下去了。

我们都很自觉革命，只要广播一响，我们就按要求地点去集中开会，游行喊口号，只要看见“二五”派的标语、传单，先是用笔来口诛笔伐，过后就干脆撕掉，我们也写大字报，标语、刻印钢板传单，觉得很好玩，也特别卖力，只要是不利于“反二五”的言行，我们立即反驳不留情面，目的就是要用实际行动来巩固“反二五”政权。

7月9日上午，赤水一中的“反二五”学生、工人、居民组成的黑压压人群都集中在一中广场，我们全副武装，头戴藤帽，手持棍棒钢钎，随时准备文攻武卫对付“二五”派的反击，广播通知说午饭吃了于一点钟正式集中上街，队伍一解散，我们刚走到街上，就看见“二五”派的宣传车从街那边开了过来，带队的解放军都背着枪，后边有很多头戴藤帽，手持钢钎的群众，高音喇叭播放省委书记李再含的“七四讲话”“七五公告”又看见“反二五”派的李金兰等几个主要头头被揪住头发拖在地上游街示众，我和谢启凡吓得赶快把钢钎丢了从河边绕道回家。

下午，有几个“二五”派的同学来劝我们反戈一击，欢迎我转变观点，不要被坏人利用，我说要考虑好了再说，应付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就转入了地下活动，白天在家刻钢板印传单，晚上出去散发张贴，特别是在电影院多次散发传单后被人出卖，半夜被几十个手持钢钎戴红袖章的“二五”派人员闯进我家把我从床上拉起来，当面抄出来的钢板、铁笔、油墨、玻板和传单给我摆在了面前，在人证物证面前我承认是我干的，但我只承认是我一个人干，没有出卖朋友同事。他们说我攻击造反派就是反革命，一下就用箩绳把我五花大绑捆拽押到赤水一中理化室进行毒打，在被毒打的过程中，同班同学张青礼、唐朝忠自始至终都在场，一直没有劝阻，只是幸灾乐祸地旁看，我的心里更是痛苦万分。当时，我多么希望他们能给我说句好话让我少挨点打啊！尤其是那个黑打手张青列，用棍棒狠打我的腰腿屁股，我痛得忍不住咬紧牙关破口大骂：“张青列，你有本事赶不敢和单挑？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下狠手毒打我，你不得好死！”

谁知此话被我一骂言中，仅仅才两天，张青列就被老师凌受仁擦枪走火打死，凌受仁老师暗中帮我除了一口恶气，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自然会报。此是后话。

当天晚上我又被拖押到接待站临时监狱和坏头头刘守忠、走资派柳跃华关押在一起，每天由我组织他们学习“二五战报”，关了三天三夜，后遇军代表来检查监狱，陪同随行的城关镇武装部部长周志才一见我就说：“陈中礼，你咋个被关在这里？”我说：“他们说我是反革命。”周部长说：“这个娃儿不会是反革命，简直乱弹琴，这个娃儿是我看着长大的，我敢保证不会是反革命，背起铺盖回家！”我好高兴，趁机就走出了监狱大门。

回家后，我想到了两件事，一是串联“反二五”骨干组织发动群众上街示威游行，推翻“二五”派政权，建立“反二五”革委，二是想尽办法暴动或劫狱，营救出被关押的刘守忠、李金兰等革委会领导。我们正在暗中筹划却又暴露了行踪，一得知要被抓的消息，我就和谢启凡、夏建华、袁泽君、袁照常、陈明发、陈启德、金中全、黄纯富、李绪华、喻辉德、张世云、潘德明等人连夜连晚下合江经榕山到福宝，大家一路行走一路商量，决定联系四川红联站老大哥，只有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赤水“反二五”政权才有希望。

在福宝，我们意外地碰见了“反二五”总指挥部的各位负责人吴升乾等人，我把我们的想法看法及对目前形势的分析都给领导们作了汇报，他们也很赞同，只是觉得目前时机不够成熟，关键问题是缺乏武器弹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和红联站老大哥取得联系，争取购买一批武器，组织武装队伍，才能打回赤水。此期间，我结识了一个红联老大哥叫张光辉，由于年龄相仿，性格相合，很快成了好朋友，他有一支手枪、一支半自动步枪，他教我学习射击，什么“三点成一线”，瞄下沿打中央“打提前量”，如何使用表尺一二三等等，很快我就掌握了射击要领。美中不足的只是没机会去打实弹练习体验。

队伍壮大了，有好几十个人，我们就返回了长沙，住在唐坊，天一亮，我们就上街去宣传发动群众，凑巧正是赶场天，上街的农民很多，我们就在街上演讲，争取群众支持，大概在九点过钟，我正演讲得口干舌燥时，有两个总部领导来喊我快去饭店救驾，我莫名其妙地跟着从人堆里挤进去，只见反二五总部的头头们一个个焦急万分，惊慌失措地站在屋里团团转，我一问才得知，原来是刚才演讲时他们不小心暴露了随身携带的武器，被“二五派”人员趁机煽动，几千赶场农民不明真相，一下就跟着喊要“交出武器”“交出坏头头”，情况万分紧急，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要找一个赤胆忠心，武艺高手，飞檐走壁，精明强干，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人带上这两支半自动步枪和一支五四式手枪从房顶上钻出去，找个隐蔽地方把三支枪藏起来，免得威胁到总部领导们的安全。几个头头都看着我，吴升乾拉住我的手激动地说：“中礼，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大家都看着你，我们相信你，反二五的命运就在你一人身上，你千万不能辜负大家的重托。”这时，门口群众的呼喊声越来越大：“交出杀人武器！”“交出反二五坏头头！”门口的“反二五”人员已经和不明真相的农民发生了肢体冲突，我没有丝毫犹豫，背上两支步枪，提着手枪，大家就用桌子板凳，人重人地送我上房顶，我搬开一匹桷子就钻上了房顶，跟着房顶朝场当头街边方向疾走，只听见脚下的瓦片啪啪啪的断裂脆响，一直走到区公所侧边的一栋稍矮的房顶上，我一个纵步就跳了下来跟着一个前滚翻，提起枪就顺着公路急跑。

跑着跑着，鞋子坏了一只，我只好丢了，穿着一只鞋跑，汗水湿透了衣裤，我仍然奋不顾身地跑，东看看西望望，总是找不着恰当的地方藏枪，我突然看见前边不远处有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在朝山上走，个个都背得有枪，开始我吓了一跳，仔细一想，不对，这里虽然是四川地界，但这是马街管辖，红旗派不会到这些地方来，应该是红联站老大哥，自己人，一想到这里，我就大着胆子追上去说：“红联老大哥，救急，救急！我是赤水反二五的红卫兵，赤水前线总指挥部的头头们全部被围困在长沙大饭店，十分危险，请你们去救援一下，十万火急。”走在队伍前头的一个麻脸大个子折转过身来面对大家说：“注意，全体都有，长沙大饭店方向，跟着这个小兄弟，跑步走······情况紧急，动作迅速，快！”我背着枪跑在前边带路，红联老大哥的队伍在后面紧紧跟着，只听见快步杂乱的跑步声和枪托撞击身体的节拍响声，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掉队，我心里想着总部头头们焦急的眼神和倔青的脸色，我的步子就跑得更快了，队伍中有一个小兄弟不小心踢着一坨石头，一下就摔倒在地，另外一人赶紧把他扶起来拉着就跑，步子跑得越来越快，不一会就到了长沙，一到街上，红联老大哥队伍的人个个都举枪朝天鸣枪示威，我好激动啊，我也大背一支枪，举枪朝天放了几枪，来了自己的队伍，有武装撑腰，还怕啥子，长沙还是“反二五”的天下，我们冲到街上，不明真相的群众吓得四处逃散，赶忙找地方躲藏起来，总部的头头们过来了，一个个高兴地拉着我的手问好，我把经过情况简要地给他们作了汇报，提出要把红联站老大哥安置好，招待好。他们就忙着去安排杀猪，买烟买酒，联系住处。吴升乾笑嘻嘻地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我的眼光没有看错，上房子把枪送出去，只有你有这个能力胜任，你是反二五的骄傲，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我谦虚地说：“算不了啥子，起先确实很危险，要不是你们能想出这个办法来，我们确实会全军覆没的。”他再次拉着我的手说：“你用行动挽救了造反派，挽救了反二五，是我们赤水人民的骄傲，实在了不起。”

总部领导们鉴于我的英勇事迹奖励我一支小马枪，六十发子弹，任命我为的红卫兵武装排排长。当了领导，我工作更积极了。有一个叫黄志强的大个子青年，家住长沙，劳力特别好，可以挑三百多斤重不吃力，他心甘情愿来给我当护卫，专门给我背枪，有时甚至㧯我的马马肩，跟着我上前线，后头我有冲锋枪了，就把小马枪给了他，他接枪的时便发誓“上战场绝不怕死”，后来表现确实很勇敢，那段时间我基本上都是和谢启凡、夏廷华、潘德明、陈启德等人在一起，经历了无数次枪林弹雨，多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在战场上实现了自我价值，找到了归属感，打了很多次仗，都居然毛发无损。有一次打下官渡，从碉楼里抓住一个姓崔的解放军，是他开枪打伤了罗黑子，我的好朋友吴少品被他打死在车上，好多人都气愤地要枪毙那个军人和地区宣传队的几个俘虏，我极力制止，说不能打死俘虏，只是同意让大家强迫他们脱下军装跪在死者面前忏悔。虽然我年龄小，官职不大，说话有威望，大家都喜欢听我说的话。这时，有人来报告说，下边屋头还有一个，我和谢启凡不约而同地冲进下面一间屋子，我拉开抽桌，竟然发现里面有两扎没撕腰皮的五元人民币，一眼就看出这时壹仟元人民币，谢启凡说：“两扎钱，正好一人一扎！”我睁大眼睛摇摇头说：“要不得，拿钱要犯法。”我赶紧关上抽桌。这个时候，说内心话，我都有点想把钱分了，因为没有其他人，门没关，抽桌没锁，我和谢启凡是好朋友，大家都不会外说，这壹仟元在当时实在是好大一笔钱啊，可以买很多很多东西，但我确实没拿钱就冲出去追击敌人去了。

后来我和谢启凡、夏廷华、陈启德、潘德明到泸州执行特殊任务，走了一天到黑口干舌燥，他们都说饿了要吃饭，我身无分文，只好借口上厕所才悄悄地躲开他们一人走到河边玩耍，饿心慌了只能喝河水充饥，想到自己只身异地他乡，举目无亲无靠的冷落感袭上心头，止不住热泪往外流，没想到才个把钟头，谢启凡却急匆匆地跑过来说：“咦！你一个人跑到河边来干啥子，我到处找你吃饭都找不到人，结果你在这点。”我说：“我吃过了，肚子都涨鼓鼓的。”“你吃啥子？不要诳我了，走，吃饭去！”最后我才老实说：“我没有钱，吃不起饭。”他边说边拽我：“走，吃饭，菜都点起了。”肚子实在饿得心慌，只好跟他去吃饭，后来我才知道，饭菜钱都是他开的，我实在不好意思吃饭，至今我都想不透的是，他那里有钱来招待吃饭。

其实，在此前的一次战斗中“反二五”打下了二郎坝，我在睡觉的房间头发现一本小说书，封面写有王人亮三个字，我在书里面看见了十张崭新的拾元人民币，当时陈启德主张说：一个人两张，刚好五个人。我说：要不得，不能分，要交给领导。我们把钱拿出来，正好碰见管后勤的程朴如，就全部交给了他，他是印刷厂的工人。前几年我碰见他谈起此事。他都说：记得有此事，钱拿去为公事开支了。

星星之火，确实可以燎原，在红联站老大哥的帮助下，我们的队伍壮大了，总部头头决定杀回赤水。早饭后，队伍浩浩荡荡离开长沙走到七里坎，我走前边突然发现对面山腰有间很多人，比我们的人多，我就给总部几个头头报告：注意隐蔽，不能贸然前行了，对面是些什么人？情况不搞清楚要吃亏，弄清楚再说，我自告奋勇说：“我过去，你们给我拿倒一下枪和子弹。”说完我就把枪和子弹带交给吴升乾，车身朝山下跑去，等我走拢一看，我顿时就大吃一惊，这是一支装备精良的队伍，武器全是半自动五六式，服装都一样，一副左胸口处有两个白字“川油”，我一看就知道遭了，有三四百人，还有十几个解放军，这是四川红旗派川油公司的队伍，我赶忙迎上去说：“各位老大哥，你们辛苦了！”一个带队样子的人问我：“你是哪里的？头头是谁？”我冷静地说：“我是赤水二五派的，头头是牟光华，唐承忠，他们都在对门山上，我去喊他们下来！”话没说完我就朝山上跑，边跑边喊：“自己人，不要误会！”等我跑拢自己队伍面前就改口说：“是红旗川油公司的，人比我们多，武器比我们的好，咋个办？”总部几位头头说：“咋个办，只有打，我们占着有利地形，不怕。”顿时，步枪声、机枪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打了一阵后，熊学良过来问：“哪些有电池的，快拿出来！”我赶紧跑到阵地上去搜出十几对电池，然后拿过来连接在半边竹子里头，搞了好一阵子才放射出了一发“骑猫炮”，奇怪的是，轰的一声，炮弹射出去了，却没响没爆，大家都摸不着头脑，我估计是操作上失误，引信没打开还是什么的，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仗没有打完，山下的枪不响了，仔细一看，对方的人撤退了，吴升乾说：“连夜连晚抢时间，抬上伤员，抓紧进城，拿下赤水！”路上，熊学良悄悄对我说：“天一亮，你带上百十个人去武装部武器仓库去搞武器，武装部有人来带路，路上不要给哪个人说，明天早上再说。”

当天晚上我们就赶回了赤水，很顺畅，没费一枪一弹。刚到农场坐一会，天就要亮了，广播里立刻就响起了振奋人心的歌：“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勇于牺牲、要勇于牺牲，要勇于牺牲，上战场，枪一响，老子就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就死在战场上……”这时人武部的一个干事进屋就问：“人员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就走！”我答：“准备好了！”我就喊我的一中同学，放下手中的武器弹药，空手出发，跟我走，动作快点！跟着走的还有许多长沙、复兴、大同、丙安的年轻学生，足有一百多个，经过街上时，看见街上到处都张贴有“赤水又是我们的了！”“我们终于又回来了！”“赤水永远是反二五的天下！”等标语，我们心情格外激动兴奋。马上跑步前进，一到人武部，一个参谋走到正门前用双手拦住我们说：“这是武器弹药仓库，军械重地，谁也不能动！”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拥而上，把这个参谋拉开，大门就打开了，一进仓库一片漆黑，有一个干事来就把电灯拉开，屋里一目了然，机枪、步枪、自动步枪、冲锋枪一排排一件件一箱箱，一人一箱，一人两支枪，三支枪，不一会就被搬了个精光，随后有些人跟我到宿舍去找，终于又找到了几支五四式手枪，那个参谋追到农场来说是部长政委等人的配枪，然后用不少子弹手榴弹才把手枪换回去了。

据说，人武部军械仓库的武器弄回来后，足足装备了四个连队，“二五派”闻风丧胆，更是逃跑得无影无踪。“反二五”可以有效地控制了各区乡镇了，就连河对面九支的红旗派人员也不敢像原来那样嚣张拔平了，就连贵阳遵义的“工宣队”也乖乖地龟缩了回去，不敢在赤水境内逗留。前线换防回来的武装人员以及监狱里被关押的人员都纷纷走在街上，特别振奋人心，锣鼓喧天，红旗招展，老百姓自发的夹道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口号声整齐有力，此起彼伏，秧歌队伍扭来扭去，非常热闹。反二五的几个宣传队在街上、四处巡回演出，很受群众欢迎。

天有不测风云。不久，省革委省军区出面组织了遵义地区十三个县市的武装力量来围剿“赤水反二五反革命武装集团”。那天下午，我们连队的几个战友坐在旺隆后山战壕阵地上聊天，期待战场上的享受。

突然一阵大炮、小炮、土炮铺天盖地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射落在我们身前身后附近左右，炮弹像狂风暴雨般倾泻在这个不大的山头上，一时间山摇地动，天昏地暗，浓沙密布日月无光，黄烟耸起爆炸后的一朵朵蘑菇云过后，山头上就没有一颗直立的草木，地面上的一切物体被反复抛起摔下，切割和撕碎，厚厚地堆积起土石，树木和人体的混合物，我永远也忘不了爆炸过后的惊骇场面，我的脚边土里有一缕头发，抓起一看竟带出半颗脑袋来，脑袋上吊着一只眼睛，眼睛仍不甘心地瞪着你，侧边地上举着一只手臂，手指还在颤抖，似乎还要扣动扳机作拼死一搏，身后一具尸体闭目而坐，只见脑袋上部被削掉一块，只剩下碗口大的半个颅腔，白生生的骨肉碗里盛着半碗殷红的血，侧边另一具尸体仰面躺着，一块弹片先将其从头部到腹部直刷刷剖开，肠肝肚肺洒了一地。我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在我的面前，还有一颗没爆炸的炮弹杵在地面上，真是谢天谢地，幸好没爆炸，要不然我也没命了。我伏在一个坑洞里，一点都不敢动，简直吓昏了头，耳朵嗡嗡响，只见袁大狗、黄兴木、黄三哥、麻连长等好多刚才都活着的人一下就被炮弹炸死了，一个个血肉模糊，状况之惨烈无法想象，鲜血染红了整个战地。尸体有的无头，有的缺腿，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有的成了两半截，有的还在叫唤……我颤颤兢兢地站起来，只见漫山遍野都是解放军冲了上来，足有好几千人，天啊！这是咋回事啊！我来不及多想，丢了枪，转身就开跑，有几个解放军追了过来大喊：“站住！不站住开枪了！”我一听，跑得更快，不管沟沟坎坎，田头土头，荒坡菜地，拼命地跑，看来空手要比端枪跑得快一些，我猛跑了一阵才终于甩脱了解放军的追击，但我还不完全放心，仍然拼命地跑，直到天黑了才跑到车辋，一会就看见赤水城头燃起熊熊大火，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天上午就到了马街。

有一天晚饭后，我在河边洗脚，有两个总部头头来喊我说：“快！去合江街上增援反二五战友，我二话没说，快步跑到合江，只见街上乱哄哄的，到处都是人在互相推搡，抓扯，扭打，男男女女都有，有的在骂，有的在吐口水，有的在擤鼻涕甩，有的在扔垃圾，有的甚至在扔石头，甩砖块，我没看见熟人，也分不清哪些是哪些，结果看见有几个人拿棍棒在打刘大明，我就上前去制止劝阻，谁知那几个人一下就把矛头转向了我，一下就和我扭打在一起，我挨了几下才奋力夺下一根木棒就和这几个人拼打，打了一阵，这几个人身后又冲过来一群人，有的拿钢钎，有的拿木棍，有的拿锄头，口里高喊“打死麻联站！”、“打死反二五！”我大吃一惊，对方咋个这么多人，力量悬殊，寡不敌众，我喊刘大明快跑，吓得我丢了棒棒就朝另一个方向跑，几百人在我后面猛追，我拼命钻进一个巷道跑向沙坝，一下就跳进长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游到了对岸。

我多次死里逃生，看来是命不该绝，就安心在马街中学休养，没事就和朋友们闲聊赤水出名的“十大老幺”、“十大美女”、“十大泼妇”、“十大恶狗”。一天正互动听聊的展劲，熊学良叫我到总部去接受一个紧急任务，去时，总部的头头都在场，吴升乾显得很热情地走来拍着我的肩膀说：“经总部会议研究决定，派你去一趟赤水送一封鸡毛信给县中队队长文德伦，这封信很紧急，很重要，千万不能落到‘二五’派人的手头，我说：“放心，小事情，保证完成任务。”说完，马上就出发。

刚走到河边，金中全背了一床被子来喊到说要和我一同回赤水，还带了一个军用手榴弹，我说不要带手榴弹，带起反而不安全，他执意要带，我们是老同学老朋友，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就听之任之一同前往，刚过河就碰见穆君兵和王三运，我们四人就结伴而行，天黑了才走到大溪口，为防意外，我假装屙尿避开他们三人就赶紧把鸡毛信放进脚下的鞋里，刚走到轮船公司门口，从黑暗处一下跳出五六个端枪的“二五”派，叫我们举手搜查，我和穆君兵，王三运一下就搜查过了关，谁知他们在金中全的被子里搜查出了军用手榴弹，一下就把我们四人押解到轮船公司值班室，一进门，一个叫骆福清骆三的工中“二五”派头目一下就认出了我，硬说我是“反二五”派的黑干将，说我回赤水肯定有其他目的有重要任务，一定要我说出来，我不承认，骆福清骆三就用棍棒使劲打我，劈头盖脸狠打实在疼痛难忍，只好咬紧牙关，承受撕心裂肺般的痛苦难受，他们见我不说实话，又用箩绳把我捆起，用手榴弹猛击我的腰背部，开始我还能痛得大声叫唤，后来我就无力气叫唤了，我始终坚持不承认，我想就是死也不能说，坚决不背叛反二五。我说我不想干了，就是想回家看望亲人，万一你们不信，就是打死我都是愿意的，骆福清骆三又给我一阵拳打脚踢，痛得我大骂骆福清骆三不得好死，无冤无仇毒打我，早迟要遭报应的，缺德事做多了一定恶有恶报……他们几个见我还在骂，又用木棒轮换打我，直到他们的手打软了打不动了才罢手，不解箩绳就把我关在四楼的一间屋里，三天三夜不给饭吃，我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身上的创伤剧痛，肚子又饿得心慌，实在难受极了，我总是在想，送信的任务没完成咋个办？我苦思冥想决定挺而走险，在第四天晚上半夜时，我设法解开了身上捆绑的箩绳，趁门口站岗的两个人打瞌睡，我就挺而走险从四楼窗口一跃而下，沿着巷道小路拼命奔跑，只听见身后一阵乱枪响，有的子弹从头上飞过，听见有人喊抓逃犯！犯人跑了，快追！我一到街上跑得更快，到了县中队就把鸡毛信交给文德伦队长，他看完信后对我说：“你回去给你们总部领导说：我知道了，一定照办。”其实我知道文队长是支持“二五”派观点的，我担心他电话告密我就完蛋了，还好，他走到门口望了一下对我说：“安全，可以走！”我知道此时此刻不敢回家，回家就等于自投罗网，我走到东门河边，看见有几个背枪的人在巡查，我就赶快跑到北门河边，渡船是上了锁的，我看见有背枪的两个人过来，我就伏在船仓头，等巡逻人员走了后，我才把衣服裤子鞋捆好栓在头顶上，赤身裸体下了河，在冰冷刺骨的赤水河中用蛙泳过了河。第二天中午就回到马街，我到总部把送鸡毛信的前后经过向总部头头们作了汇报，头头们都知道出了问题，要不然几天不见回来使他们都很担心，头头们一一给我握手表示钦佩，说我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反二五”的钢铁战士，还说以后要给我一个勋章，还送我到医院治病疗伤，劝我好好休息。我躺在床上暗暗发誓，我和部队有缘，有机会一定要报名参军，当上解放军才有我的出头日子。当然，不久就实现了两派大联合，一下就踏上了上山下乡到农村安家落户的道路。

文革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其中仍有很多事情是值得我们好好深思的，确实有许多数不完的荒唐，说不尽的怪事，道不明的冤屈，看不清的名堂，不仅仅是谈起来可笑，而且让我回忆起来都惊心动魄。

经历过那段荒诞的日子，反思总觉得时间跨度之长，涉及范围之广，经济损失之大，学业荒废之多，是无法用语言表述清楚的。自己虽然是一个小人物，却与众不同地积极参与，死心塌地愚忠派性争斗，在每次关键时刻发挥的负作用是大人物所不能替代的。点火添油，推波助澜，加剧矛盾激化，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文革的内乱，给我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当年一起战斗的战友，一个个都永远走了，他们的音容相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也给我留下了不少挥之不去抹之不尽的伤痛，在我心灵上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记忆犹新，永生难忘。

（编辑：黔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