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蔡孑民的大名,他如何不晓得?那是当世学界泰斗,主持北大,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礼聘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一班名流,把个北大,办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若能得他老人家指点,那真是莫大的机缘。
他斟酌了几日,又把那《蜀语》译稿,反复地修订誊写了一遍,这才郑重地,托那位同乡,代为转呈。
这一呈,竟成了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
原来,那蔡元培先生,正是个极爱才、又极识货的人。
他得了这部《蜀语》白话译稿,起初也只是随意翻开,可一读之下,竟再也放不下。
他读那译笔,通顺雅致,白话之中,自有一股文言的底蕴;他读那案语,见识超拔,于那方言源流的考订之外,更见出一派贯通古今、关切民生的胸襟。
他越读越喜,竟掩卷叹道:
“好一个川黔子弟!这般年纪,竟能于方言训诂之中,见出这等的见识与气象,殊为难得!”
当下,蔡元培便召见段泽杭。
那日,段泽杭怀着几分忐忑、几分期待,来到北大,进了蔡先生的办公室。
蔡元培是个温厚长者,待人极是和气,见了他,也不端什么校长的架子,只请他坐下,细细地问他的家世、学问、来北平的缘由。
段泽杭一一作答,言语之间,不卑不亢,却也透着几分年轻人的锐气。
蔡元培听他答罢,又拿起那《蜀语》译稿,指着他书中的几处案语,道:“你这几处,论得极好。方言一道,看似琐屑,实则关系着一方水土的民情、一国之语言文字的根脉。你肯在这上头下功夫,又肯把它译成白话,让今人读得懂、看得见,这路子,走得正。”
段泽杭忙道:“先生谬赞。晚生只是觉得,咱中国,地域广、方言多,这些土语方言,都是咱民族的血脉记忆。可如今,世人都趋新趋洋,反倒把自己根子上的东西忘了。晚生想做的,无非是让今人记得,自己是从哪儿来的。”
蔡元培听了,眼中掠过一丝赞许之色,点头道:“难得,难得。你既有此志向,又于此道有这般造诣,我意,准你入北大,作为特别研究生,旁听治学。你可愿意?”
段泽杭闻言,又惊又喜,忙起身,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道:“晚生求之不得!谢先生栽培!”
这一句允准,听在段泽杭耳中,如闻春雷。
他心中一时百感交集——既有得偿所愿的欢喜,又有一展抱负的激动,更有几分沉甸甸的警醒:他晓得,这北大、这蔡先生,是把他当一个可造之材来提携的;他若辜负了这份知遇,便对不起先生,也对不起自己这一路的风尘、这一腔的热血。
他望着蔡元培那温厚而期许的目光,暗暗在心里立下了一个志向:定要把这学问做扎实,把这条路走明白,方不负先生今日青眼。
自此,段泽杭便成了北大的特别研究生,得以出入红楼,旁听那诸位先生的课程,亲近那思想激荡的北大校园。
这一份机缘,于他,不啻是叩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自此,那红楼的檐下,便多了一个清瘦的川黔青年的身影。
每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段泽杭便夹着几本书,从那城南的小屋,一路赶到红楼。
他听陈独秀讲文学革命,听胡适讲白话文法,听李大钊讲新思想、讲社会改造,听那些年轻的先生们,在课堂上、在茶室里,纵论天下大势,激扬文字。
他听得入神,常常一堂课下来,犹自坐在原处,反复咀嚼那先生们的言语,直到值日的校工来催,才恍然起身。
他不光是听,更是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他把在赤水、在川黔边地的所见所闻,把那方言、那民情、那山水的记忆,都化作笔下的文字,写进文章里,投到那进步刊物上去。
他的文章,既有文人的雅致,又有泥土的气息,更藏着一股关切国家、体恤民生的热血,渐渐地,也在那北平的文坛上,有了几分名气。
有些编辑,主动来约他的稿子;有些同好,读了他的文章,便寻上门来,与他结交。
这一来二去,段泽杭便在北平,结识了一批进步学人。
他们当中,有那北大的先生、学生,有那办刊物的编辑、写文章的同道,也有那志同道合、胸怀天下的青年。
他们常聚在一处,或于茶社,或于书斋,谈文学,谈哲学,谈这国家的出路。
有人主张教育救国,有人主张实业救国,有人主张激进革命,有人主张渐进改良,争起来,面红耳赤,可彼此之间,却都是一片赤诚的、忧国忧民的心。
这一日,几个学人又聚在一家旧茶社里。一个主张改良的先生道:“中国之病,病在贫弱。欲强中国,非兴实业、办学堂不可,此乃治本之策。”
另一个主张革命的青年却拍案道:“先生差矣!如今这官府,糜烂透了,列强虎视眈眈,靠改良、靠实业,只怕中国没等到强起来,先就被人瓜分尽了!非得有一场彻底的大变动不可!”
两人各执一词,争得不可开交。
段泽杭坐在一旁,听得入神,末了,才缓缓道:“二位所言,各有道理。依晚生浅见,治病救人,既要治标,也要治本;可若要根治,总得先有人,把那病根,看得清清楚楚。如今咱要做的,怕正是先把这病根,寻个明白。”
这话,虽未定论,却说得两人都住了口,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段泽杭身处其间,起初只是静静地听,渐渐地,也便加入了那讨论。
他谈他家乡的盐税、保甲、团防,谈那山民如何被层层盘剥,谈那方言土语里藏着的乡民的血泪与记忆。
他的话,常常让那些只在书斋里论道的学人,眼前为之一亮——原来,那国家、那民生的道理,不只在书里,更在那山山水水、在那一句句土语之间。
这一日,一位同他相熟的进步学人,邀他到城外一家茶馆里小坐。
两人谈罢学问,那学人忽地压低了声音,道:“雪笙兄,你可曾想过,咱中国如今这病,单靠读书、单靠写文章,治得好么?”
段泽杭沉吟道:“治国的道理,总要有人先想明白、说出来。读书、写文章,正是把道理想明白、说出来的法子。至于那药方下得对不对、灵不灵,还得看将来。”
那学人点了点头,道:“说得有理。可依我看,光在书斋里、在文章里打转,终究隔着一层。要想真正治病,还得有人,到那民间去、到那火里去,实实在在地做起来。雪笙兄,以你的才华与抱负,若只做一介书生,未免可惜了。”
段泽杭听了,默然良久。
他望着窗外那北平城的街市,望着那川流不息的人群,心里,却像被这句话,拨动了一根久未触动的弦。
他低声道:“先生说的,我心里也想过。只是,这条路,该如何走,我还得再想想,再看看。”
那学人听了,也不强劝,只拍了拍他的肩,道:“不急,不急。你年岁尚轻,正该多读、多想、多看。只是记住一句话——这世间的真学问,不在书斋里,也不在纸上,而在那万万千千受苦人的人生里。你心里若有他们,那路,自然就寻得着了。”
这一句话,说得段泽杭心头一凛,把那话,一字一字地,记在了心里。
这一夜,段泽杭回到城南那间小屋,辗转难眠。
他披衣起身,推开窗,望着夜色里的北平城。
远处,红楼的灯火,星星点点;街巷里,偶有巡夜人梆子声,远远地传来。他想起白天那学人的话,想起自己离家时,伯父那句“莫忘了你是赤水河畔的段家子弟”,想起赤水河那哗哗的涛声,想起那些背盐的老汉、赶场的山民、流波社里那些眼里有光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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