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救济院的经费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继续维持下去困难越来越大,民国33年(1944年)12月19日,石玉生以“才铨识陋”“术掭岐黄,为人治疾。终日奔驰,既鲜暇晷,而御军服务地方,以谋生活,东涂西抹,事难兼顾”“不得不恳辞退者也。”与副院长沈御军一齐向县政府提出辞呈,同时推举龙际飞、杨南轩继任院长、副院长。次年1月15日县政府复函救济院,认为石玉生、沈御军“主办救济十年于兹,成绩卓著,本府倚畀正殿,务望免为其难,继续努力,以竟事功,而征上考,所请辞退另委一节,应毋庸议。”石玉生、沈御军请求辞职未被县政府同意,同时,更因为不忍心看到救济院的那些孤残婴幼重新流落街头,石玉生继续担负起救济院的重担。此时,救济院安老所收养有孤老100人,残废所收养残疾50人。育幼所、育婴所收养有婴幼童112人,育幼所下设有工读学校,实行教养兼施,育幼所孤儿年满6岁后,进入工读学校学习纺织、缝纫等手工业技艺。民国34年(1945年),工读学校有学生五六十名,年龄不一,程度不一,实行分班授课,因材施教。有校长、老师各一人。
民国34年(1945年)1月23日,石玉生向县政府呈请,因物价上涨,要求将安老所被救济人每月发给的口粮从5元提高到50元,残废所从19元提高到100元。县政府批复:“准如所请办理。仰即设法筹款补助,以示体恤为要!”
民国36年(1947年)1月,石玉生向赤水县政府提出通过救济院开办的民生工厂来解决救济院长期以来经费捉襟见肘的问题,请求县政府帮助解决民生工厂基金的呈。县政府街道石玉生先生的呈以后,经过研究决定,由县公款产委员会从所管辖的公产中予以解决。县公有款产委员会街道县政府训令后,决定标卖新龙湾、判官脑、水沟、九峰山的公产杉林和莲花塝的两根樟树,在解决救济院民生工厂的基金同时,一并以解决培修文庙和搬迁县政府公产委员会的萧曹神像及补助祭祀孔子所需经费。公产变卖后共获款31878800元,划拨民生工厂2000万元,祀孔671500元,培修文庙及公产管委会房屋5255200元,余款拨交留学奖助金保管委员会。培修文庙和搬萧曹神像有石玉生负责监督。
民国37年(1948年),救济院有肢体残缺人150名,孤儿85名,婴儿40玉名,其经费除县政府拨给外,主要靠资产收益与基金孽息。由于孤残老弱人员增加,所雇员额增加,超过县府规定。县政府要求救济院自行解决超员费用(包括土城、复兴两分院)。同年11月,石玉生沈御军联署要求县政府照上年预算:该院职员10人,工役31人支给费用,“以维救济”。12月3日,县长钟玉成同意救济院所请,同意按上年预算拨给救济院经费。
虽然救济院经费不足的情况从它成立之时起,就从来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但它从石玉生先生出任救济院时的育婴堂、孤老院,到1949年12月1日赤水解放后,已设有育婴、育幼、安老、残废、流民、施医、施药(通过募捐设立,专施中药。)、施棺、贷款等9个所和工读学校,这都与石玉生先生殚精竭虑的运筹帷幄和救济院同仁的共同努力分不开。
三
为解决救济院经费问题,石玉生先生常常在救济院开支不济之时自己垫资,让救济院渡过难关,仅仅在民国28年(1939年)的2月到6月,就先后垫款195元,最多一个月垫资100元。此外,石玉生先生利用他长期行医创下的声望与人际关系,也利用给城里一些富户、商家、官员等头面人物医病的机会,为救济院募集资金。是年,经过石玉生先生向社会各阶层筹集资金,让救济院能够保持正常运行。从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残缺资料中能够看到,当时刚从赤水县县长任上下来的陈廷刚向救济院捐款100元,下野寓居赤水的桐梓系军阀侯之担捐钱100元,毛光翔也捐黄谷5石,其他人士张明膏、韩汇川各捐50元,艾劳谦和无名氏各捐20元,其间,盐船业的船主和船员、纤夫共向其捐款406.80元,仁岸盐务运销局捐赠大米2包250斤。
经过石玉生先生不辞辛苦的努力,救济院在得到地方人各界士的大力支持下,加上县财委对其经费的增加,到民国28年(1939年)底,救济院基金达到7740元,每月收入320元,事业方面收入10元:每月院内行政支出360元,事业支出5元;主要支出养老育婴所、孤儿养育的薪资及乳母用费和施棺材费。院内设育婴、孤儿、养老、孤残、施棺等所,;救济院收养婴幼儿124名,其中,幼儿86名,在育婴所的婴儿38名;孤残所收养孤残18名,每人领洋5角;养老所收养孤贫120人,每人领洋3角。
民国30年(1941年)7月,市场物价上涨,救济院靠县地方财委会的拨款和社会捐助及基金收入已经捉襟见肘,开支缺额常见。为了解决和弥补经费开支不足,石玉生先生向县长何干群提出要副院长沈御军代理一个月的院务,自已要去天台山料理自己买的“青山”,请“山匠”去砍办成杉桷,再运往重庆出售。何干群同意石玉生先生所请。8月,石玉生先生以自已的木商号“顺通木厂”的名义,在马村建起木材堆栈,从这里匠自己砍办的杉桷扎筏运往重庆。石玉生先生将这次砍办杉桷卖的钱,除去买山的本金,大部分作为救济院的补贴之用。同时,他利用自己与赤水著名盐商向炳荣的私交甚深的关系,筹集到向炳荣的助寿礼和酬客酒席费3000多元,并利用县城举办“九·一八”纪念日活动,到“制宜俱乐部”,以川剧票友的身份登台演出,为救济院募集款项3000多元。将这6000多元钱全部作为救济院的经费,以维持救济院的正常运转。
由于石玉生先生的为人与善举得到各界人们的认可,因此,他被推举为赤水县救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国34年(1945年)初,石玉生先生为解决救济院经费长期不足的问题,在自己任司事的崇音寺每年例行的年会上,提出将崇音寺的庙产交给救济院管理的问题,一是可以解决救济院经费不足,二是自己可以卸去司事之职,好专心一意从事救济工作和治病救人,至于以后庙上的灯油香火、僧衣食米、寺庙培修等等所有开支由救济院全权负责。庙里的主持僧积烿与其他司事对石玉生先生为赤水救济事业作出的牺牲早已悉知,庙产归救济院管理并不影响庙上的正常运作,以表示支持。随后,石玉生先生协助崇音寺主持僧积烿造具四柱清册和移交手续。4月,石玉生先生通过县救济委员会和地方人士会议,提出将自己任司事的崇音寺和金华山两庙庙产全数收交救济院管理,作为救济社会上日益增多的孤残老幼的基金,弥补地方财政拨付经费不足之困,至于两庙以后的灯油香火、僧衣食米、寺庙培修和补助地方学堂的开支,全部由救济院来承担。提议得到全体救济委员与地方人士的同意。随即,石玉生与副院长沈御军联名呈请县长何干群,要求将由县财委统一收去作为公产管理的金华山、崇音寺所有产业全数交给救济院管理,每年由金华山、崇音寺产业开支的所需费用和补助学校经费等由救济院负担,该产业所余全数移作救济院的经费,由救济院将各项产业交由基金保管委员会保管。4月30 日,县政府同意将此“呈”备案。在石玉生先生的主持下,两庙主持僧积烿共向救济院移交稻谷11石,包谷8斗,法币239.78元,田产佃约4张,土产佃约13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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