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舅舅是过继给幺外公外婆的,十多岁时生病死了,死后扔到了摞儿坡。一九八三年,来了一个骗子,他说是被扔在野外的我的五舅,昏死醒后被一个纳雍的背砂锅的老者救走,最近那个老者刚去世,告诉他自己是在永姑捡的,现在来认祖归宗了。性急的幺外婆说我五舅小时侯特别顽皮,在水井边上玩时摔倒头上留有一个伤口,骗子马上说他一到天晴下雨就头昏,可能是那次被摔的。大家都沉浸在久别重逢的愉悦中,亲戚们也是今天这家请,明天那家请,盛情款待了那人一番。舅舅们到我家天气很冷,父亲正穿着一件毛领短大衣,“五舅"说天大冷,希望把那件衣服送给他,父亲笑着说怎么好意思给五舅舅一件旧衣服,过段时间去买件新的。父亲和舅舅们到米萝三姨妈家,高高兴兴地把死去又活来的"五舅"介绍他家,三姨妈家杀鸡宰鸭烧肉买酒好不热闹了一天。晚上在摆龙门阵时,曾在纳雍工作过的三姨爹发现了“五舅"所说的地名多有不符,大骂"五舅”是骗子,说是要让派出所把"五舅"抓起来,“五舅"大惊失色,找借口说要上厕所,之后就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了。父亲和四舅他们回到永姑大姨妈家,说“五舅"在米萝被三姨爹骂跑了,大姨妈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了自己的五弟一回,骂了三姨爹一回,然后就分派四舅和我父亲到纳雍去找人。父亲和四舅到纳雍去后,按照"五舅"所给的地址找到那个背砂锅老者所住的村子,村里人告诉他们说村里有家姓陈的人,有个儿子是骗子,一成天在外骗吃骗喝,好几年都没回来过了。父亲和四舅走得脚跛手瘸的,到头来才知道是上了一个骗子的当。
三
一九七八年,对中国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一年,是被称为伟大转折的一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重新确定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标志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这艘巨舰终于在历史的迷茫中找到了清晰的正确的前行方向。
一九七八年,也是我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年。小妹出生,被父亲暴打一顿,从悬崖摔下来砸通了脑袋,开始上学。
小妹出生时我六岁,父母到地里劳作的时候,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背小妹、带大妹。有一天父母在地里干活,到中午时都还没有回家,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大妹饿得又哭又闹,我找了一根小棍子吓唬她,最后终于安静下来了,但眼里一直含着泪水,母亲回来时以为是我打妹妹,恨恨的给了我几棍子,我委屈到了极点。
有一天,我跟父母到饲盘午坎(那时土地绝大多数是集体的,为了完成上交的肥猪任务,队里给社员划出来可以自由耕种的一小块地)薅苞谷,把大妹放在地里让我带。那天太阳火辣辣的照射着大地,临到中午时,我热得难受,就丢下大妹偷偷溜走,我刚走不远,大妹的哭声惊醒了父母,父亲从后面撵上未了,从地里到家要经过一段悬崖,叫孔家岩,在岩上时,我看见父亲在后面追我,是那么慢,我的身体多轻,跑得多快,感觉快要飞起来了。跑到岩脚路平坦的地方,我突然觉得一只大手把我像拎小鸡一样提起来了,我两脚悬空,想挣扎觉得无从用力,一根小棍子带着呼呼的风声,像雨点般落在我的小屁股上。我被打得痛彻心扉,开始喊着父亲的名字骂,父亲越打越生气,小荆条打断了好几根。我的哭喊声传到村子里,大姑妈和地主婆老大妈在远处就训斥着父亲并赶过来解救我。那次被打让我长了教训,不要轻易做拂逆父母的事,否则后果是自讨苦吃。许多年当我觉得可以和父亲顶着干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你还记得孔家岩脚的那一顿不?我的豪气一下子就泄了,眼里的泪差点就掉了下来。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六岁时我已经是家里的半个劳动力,主要任务就是割猪草喂猪,母亲说我小时候文静少言像个女孩子,三四岁便能到我家上面的大地里打猪草了。有一天,我和小个小姐姐到有个叫黄家弯弯的地方割草,有段路要在一处悬岩上过,姐姐们上去后,当我上去的时候,脚下有块石头松动,我的身体开始晃动时我下意识用手里的镰刀去勾住岩缝里长出的一个青蓬蓬,但由于镰刀刀口太锋利,勾住的枝条被削断了,我的身体飞速下坠,不停的与岩石碰撞,一直摔到岩脚一个稍微平坦的地方,头上、手上、浑身上下被划伤、撞伤,脑袋血肉模糊,把姐姐们吓坏了。她们惊呼着把我扶起来,一边哭一边架起我往家的方向赶,头上的血流到我的脸上,我觉得有一种燥热把脸紧紧地裹了起来,大地在剧烈的旋转颤动。到家时父母没有在家,我家后面的那个大嫂从她家拿来剪刀、毛巾和一瓶云南白药,先用冷水毛巾捂住止血,擦干净血迹后发现我的头顶被砸通了,看见脑水在里面晃来晃去的,她们把一瓶云南白药全都塞进了我的脑袋,等我父母回来时,我已经在疼痛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村里的人们说我命真大,从那么高的岩上摔下来居然没有死,算是菩萨挂得高,但我想,如果没有那瓶云南白药,在最近的医院至少都有十五公里的地方,我的小命可能早就一命呜呼了。
九月,一年一度的适龄儿童又报名入学了。村里个子和我差不多大的那几个,几乎都比我岁数大。开学了,看见他们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去上学,我背着小妹偷偷在我家牛圈边哭,父亲问我是不是想读书,我说是的。父亲说我年龄小,要到第二年才能到学校读书,我的眼泪又流下来了。父亲没有办法,只好带我到学校报名。教一年级的谢礼忠老师是一位从朝鲜战场上转业的退伍军人,也是我父亲的启蒙老师,当我父亲向他说明情况后,他先让我把右手伸过头顶去摸左边的的耳朵,见怎么也够不着后对我父亲说,孩子不满七周岁,是那样摸不着耳朵的,按原则不准入学。听到不能入学,我的眼泪又止不住了,父亲好说歹说,最后谢老师终于同意我入学。
入学后,我的表现还差强人意,在评选少先队员时我光荣入选,当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我胸前时,我变成了班上年龄最小的少先队员。期末考试时的认字,我一个字也没有认错,书面考试语文83分,班上也只有一位同学成绩比我的高。有知道我的成绩向父夸我:“你家张远胜是块读书的料"。父亲把这句话告诉母亲时,我看父母脸上都有甜甜的笑容。
四
凡事穷则变,变则通。一九七九年,中国农村正悄悄刮起一阵风,有人开始偷偷把集体的土地分给社员种。中国的改革,正从农村、农民、农业政策开始,犹如春雷响过,犹如春雨突来,人们感觉到生活正发生微妙的变化。
父亲作为大队会计,春耕夏耘以后,就忙着要到水城给大队联系肥料。那时化肥供应紧张,通常由县、区、公社统筹调配。父亲先到公社领了介绍信,然后到杨梅区政府去找相关人员办理手续。区党委彭秘书是我父亲好朋友的三哥,一直把我父亲当亲弟弟看待,他告诉我父亲说,今年化肥供应特别紧张,分配给每个公社的数量有限,你既然来了,我写张条子给你,你去找王秘书,让他给你开介绍信给县委邹璜书记,再由邹书记确定数量后打电话给百货公司,就可以买到肥料了。父亲谢过彭秘书后来到王秘书处,把条子给了他后,又把刚才彭秘书的那些话说了一番。王秘书是瘦而高的人,很浓的龙场口音,他说这会儿他很忙,让我父亲先到区招待所住着,晚上再去找我父亲。晚上,王秘书来到招待所,把介绍信给了我父亲,
当时我父亲正准备洗脚,服务员给打来一盆水,热情开朗的王秘书笑着接过来递给我父亲,说"请洗脚",我父亲连忙说"谢谢",接过热水洗了脚,然后美美地在招待所睡了个好觉。王秘书后来当了区长、县长、县委书记、副市长,我父亲有次和几个老者吹牛说:“我年轻的时候,王县长都曾打过水给我洗脚。"
第二天,父亲乘班车到水城。下车后,父亲直奔邹书记的办公室,恭恭敬敬地递上了介绍信,邹书记认真看了介绍信后,立即给批了分配给我们大队的肥料数量。父亲拿着邹书记的批条到百货公司找到主任,主任收了条子后,我父亲交了肥料款,安排装车,运肥料返回公社,再回大队组织把肥料运到各小队的公房。肥料运到我们小队的时候,我看见父亲穿着一件笔挺的中山装,一双崭新的反帮皮鞋,脸上满是微笑。看见我们几个放学回来的学生,急忙从口袋里抓出一把水果糖,分给我们几个,在我记忆中,那是我第一次吃水果糖,那东西太甜了。那件中山装和那双反帮皮鞋,往后很长时间都是父亲的行头,有几次三叔和幺叔出门的时候,那付行头又到了三叔和幺叔的身上。
正是周末,我们便跟着大人们到地里看他们施肥。看见袋子里那圆溜溜、白晃晃、亮晶晶的东西,我伸手摸了又摸舍不得放手。有人看见我这样子,说我可以像他一样做,于是我学着他们,认真地把肥料放在玉米苗根部,一干就是一个下午。收工的时候,有人夸我施肥比大人还做得好,建议给我记半个工,父亲笑了笑没同意。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劳动,那年,我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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