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百姓的文化自信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钟金万    阅读次数：55053    发布时间：2021-09-24

第二年（1977年）春天，宋礼桂再次到水井坡生产队去找队长张武学、会计石崇鈺、保管员兼记工员石崇尧三人单独谈话，一一征求他们如何发展粮食生产的意见。宋礼桂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来抓农业生产的，只有粮食增产了，我才有成绩，社员也才有饭吃。我不打棍子，也不戴帽子，你们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跟我说，有什么就说什么，说对说错都没有关系，今天的笔记我也不记了。”三人见宋礼桂这么诚恳，都坦然说道：“要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只有单干才来得快，但这是资本主义，不敢搞啊！”单独谈话后，宋礼桂把他们三人的意见一一进行梳理，最后才集中起来。第三天，宋礼桂又把他们三人集中起来说：“几十年的集体生产，人多混工分，出工不出力。大小一个人，长短一根棍，生产怎么搞得上去呢？人们的积极性根本调动不起来。只有单干，包产到户，社员的责任心才能增强，积极性才能提高。社员们做完了自家的田土，还可以利用空闲时间，去搞点副业生产，你们何乐而不为呢？！”

“可是这样搞，是要犯错误的呀！”张武学、石崇鈺和石崇尧三人郑重地回答宋礼桂说。

刹那间，宋礼桂的心中澎湃起一股岩浆即将喷发欲出的勇气和力量——“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为了人民的利益，我豁出去了。”顿时，宋礼桂大声问道：“你们说，是“生产队”这个名字重要，还是一个个活蹦乱跳的生命重要呢？”刹那间，三个村民都不说话了，接着宋礼桂又说：“人命关天哪，我们不唯上，也不唯书，只唯实。我们可以在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不久的这段时间，抓住上头还来不及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这个间歇，搞单干——把田土承包到户。但是，这件事只能你们三个知道，也不要出去跟别人讲，包括你们的老婆和孩子。要做到绝对的保密，不许外传。从春播开始，就用分组管理的方式来掩盖单干。如果上级知道了，要批斗你们，你们就接受批斗。当然，更谈不上开除的事情，因为科学家还没有研究出赶你们上月球去的天梯来。如触犯了刑法，你们就把责任往我宋礼桂头上推。人生能有几回搏啊！只要我们四个人都豁出去了，让社员群众早一天吃得饱饭，穿得暖衣，我们就问心无愧了！”

结果，1978年水井坡生产队的粮食，夏秋两季都喜袭获丰收，除了完成公粮，还有一半多的结余。农民有了粮食，温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脱贫也有了希望。

水井坡是茅坡区第一个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到1981遵义县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水井坡已经整整下户了5年。5年中，宋礼桂利用休假或参加各种会议的时间，建议他认识不认识的领导和同志们都抓紧下放田土，搞包产到户，并大声为水井坡的承包到户欢呼鼓劲：单干万岁！

2007年，在水井坡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30年之际，石崇尧带着他的孙子专程到县城南白镇看望宋礼桂同志。石崇尧千一声说的是感谢，万一声道的也是感谢，仿佛宋礼桂就是他们水井坡的救命恩人。其实，宋礼桂只是斗胆地做了一个干部应该做的事情，人民群众没有必要这么客气，千千万万的农民兄弟真正应该感谢的是中国共产党及1978年11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大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拉开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2017年12月27日上午，我到新蒲新区永乐镇去参加遵义市文化艺术协会协办的《脱贫路上——永乐纪实》采访活动，专程到爱国村（此时农丰村已并入爱国村）水井坡组去感受新农村建设的情况，看到当年宋礼桂同志动员村民抢修的道路早已变成水泥路，而且正在拓宽。一幢一幢的楼房像星星一样散落在山坡，一辆一辆的轿车进出农家，我不由跟村委会的石主任说，小康村就是这个样子。石主任爽朗地回答说，爱国村早在2011年就进入小康。我跟石崇尧同志座谈时，他直夸宋礼桂同志胆子大也讲究下户策略。石崇尧说，对外的宣传是一个生产队分为三个作业组，其实是下放到户。他还说，下户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有使不完的劲，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也像比赛一样，你追我赶的，一家胜过一家，到1981年家家户户都摆脱了贫困，实现了温饱，迈进了小康。说起宋礼桂同志，石崇尧最佩服最羡慕宋礼桂曾跟中央领导写过信，为重庆市数千渔民讨回了公道。

茅坡区农丰大队水井坡生产队1977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比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还要早1年。今天重拾这段下户的往事，既是向建党100周年献礼，也是为乡村振兴助力的一段别有意味的特殊回忆，更是对半个多世纪以前私塾这种传统教育的大声疾呼：回来吧，国学教育！

蔺世忠先生生于1940年5月，六七岁时先后进入江仕楚、苏学富先生办私馆读书，他一共读了两年。后来，他考入遵义师范中师部文科班学习。1959年冬季的一个星期天，蔺世忠从遵义城回鸭溪区金刀坑，在30公里的道路上他看到13具尸体横倒路边。在家里家外，他又耳闻目睹了社员群众的忍饥挨饿的困境。从家乡回校时，蔺世忠再次看到横倒路边的十多具尸体。于是，他萌生了给中央领导写信的念头，恳请中央领导拯救遵义人民，同时控告地方干部对灾情视而不见、对灾民见死不救的不担当、不作为和漠视民生的卑鄙行为。当他写好并发出这两封推心置腹的、实事求是的、为民请命的信件后，厄运却降临了：先是公安机关逮捕他，接着是学校开除，最后法院定以“反革命罪”判处他劳动教养（没有确定年限）。蔺世忠被送到遵义茅草铺机床附件厂劳动改造近1年时，党中央终于知道了自然灾害时期遵义发生的严重事件。1960年12月，党中央派人到遵义调查了解蔺世忠同志的情况后，决定给他平反，恢复他的学籍和名誉，让他继续完成学业。

据相关资料介绍，遵义农村在1960年2月前后，已经普遍缺粮断炊，非正常死亡十分严重。可是，某些领导干部却坚持认为农村应有存粮4.25亿斤，要求继续推进反瞒产斗争。可见，在干部队伍中还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要和个人主义就是在今天也不容忽视，更不能放松。干部的思想作风牵涉到群众工作的方方面面，直接牵涉到群众的民生问题，必须高度的重视。

蔺世忠同志给党中央写信反映遵义的自然灾情和民生问题，本来是一件既平凡而又简单的事情，却让他带来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牢狱之灾。平反昭雪后，蔺世忠同志没有心灰意冷，他感受到的是中国共产党有错必纠的英明和伟大。

“为民请命一生豪，刀山火海也敢闯”是人民群众对危难之时大显身手的蔺世忠同志的最诚恳、最有力的评价。蔺世忠同志却说，做人得讲良心，面对缺粮死亡的状况，如果不站出来向中央报告，我一生都会问心有愧的。他还说，如果事事时时都为自己考虑，为自己打算，那就太自私了；为民请命是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作为，是最起码的担当，最底线的原则，这是人所共知的、也是最简单的道理。

是的，为民请命是知识分子最底线的思维、最起码的担当和最基本的原则，但是一般的人却做不到。一般人总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考虑得失、衡量长短，他们的思维里只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甚至你损我荣，概莫能外。有担当、有作为和有底线的人，总是从“大我”出发，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敢爱敢恨，该出手时就出手。蔺世忠同志是这样，宋礼桂同志是这样，其他千千万万的英雄、劳模和时代楷模，也是这样。

这就是我从私塾出发，写到知识分子的担当与作为，写到两位为民请命的民间英雄的肝胆与雄心，概括起来就是一句俗语：“要做泥蜂蜂，不怕泥糊眼”。担当与作为，付出与牺牲，成功与失败，哪一样不是相辅相成的呢？有得必有失，有取必有舍，有胜利必有牺牲，一帆风顺的事情只有善良的祝福，只有发自内心的祷告，但是却没有现实的基础、辩证的力量、成功的原理。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编辑：黔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