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着月光抗旱（外两篇）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柳边河    阅读次数：40644    发布时间：2020-10-27

◎跟着父亲走贵阳

父亲是做修补活手艺的。古人说：“一撬二补三打铁”。撬指骟猪骟牛骟猪匠，补是指修补布鞋皮鞋的鞋匠，打铁是指锻打锄头镰刀的铁匠，这三种手艺都是一本万利，是人们心目中向往的职业，好找钱，能养家糊口。可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另当别论了。修补生意越来越不好，我们家人丁兴旺，父亲的担子更加重了。

我们家有弟兄姊妹六个，都是吃上长饭的，一天天食量增加，穿衣费料，父亲要多挣钱来买黑市粮食吃，赚黑市布票买布缝衣服。市场没有开放，居民吃粮凭政府按人均定量供应的粮票到仓库去买，个别农民有多余的粮食拿到街上去卖，称为黑市粮。政府一年按人均供应定量布票，人人凭布票到当地供销社买布，粮票和布票市场上有偷偷买卖的，称为黑市。

要想多挣钱，父亲暂时放弃了他的修补活，到城里做生意。暑天，城里的臭虫多，父亲就到省城贵阳去卖臭虫药。姑爷家住在贵阳，吃住在姑爷家，节约了住宿和吃饭的钱。父亲买了七斤臭虫花，母亲和我用碓捣烂，然后筛出细粉末，父亲用我的废作业本，一包一勺包成小包卖。臭虫个小，体积也小，圆圆的，瘪瘪的，大的像水塘里的浮萍那么大，小的视力不好肉眼还看不到，这些小家伙神出鬼没，咬得人浑身痒痒。我领教过那家伙的厉害，咬上一嘴，奇痒难忍，一抓就是豆粒大的泡，一个挨一个的连成串，看着都肉麻了。那时城里人跟乡下人一样，好多家庭床上铺的都是稻草，臭虫躲藏在稻草间和床木接缝的缝隙里，掀开席子看不着它，只要坐你上床沿，臭虫独特的嗅觉便知道有丰富的美食，一个出动，像蚂蚁一样通风报信，全体总动员，一群一群的蜂拥而至，碰着人体就咬，善打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它们早以全身而退，无影无踪。臭虫实在令人讨厌，因此成为人们的一大公敌。当时没有消灭臭虫的妙方和药物，臭虫药是它最大的克星。父亲看准了这个商机，所以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进城卖臭虫药。将臭虫药捣成的粉末撒在臭虫常出没的地方，臭虫近前只要闻到气味，立马会人仰马翻，四脚朝天，带着它干瘪的身躯回了“老家”。睡前放药，一定能睡一个安稳觉，早上起来掀开蔑席或是床单一看，大大小小干瘪的臭虫，这儿一堆那儿一团，像可怜的小黑点。才两天时间，七斤臭虫药销得精光。父亲坐下来一盘算，出去本钱和车费，净赚百多元。父亲十分高兴，做起了更大的发财梦。

父亲想，七斤臭虫药能赚百多元，要是多弄一些去呢？不是一夜之间就发大财了？干修补活，十年也挣不了那么多，一个壮劳力在生产队里挣工分，一辈子想都别想。父亲找到了门路，这回算是决定了要好好卖一回臭虫药，挣一回大钱。欲望大，胃口就大，野猫咬牛要大干一场的决心已定。他到几十里远的地方收来百多斤臭虫花，挑到碾房碾碎，母亲用箩筛一小撮一小撮的筛出粉末。母亲在筛的时候，没有口罩，用旧衣服围在脖颈上，把嘴和鼻子紧紧捂住也被呛得喘不过气来，爬在墙壁上的蜘蛛闻到臭虫药的味道，像雨点一样往下掉。母亲把筛出来的粉末分袋装好，就等父亲挑着去卖了。

一九六七年，我才十一岁，正好暑期放假，父亲说要带我到省城姑爷家，我很高兴，早就巴望能有机会进城。父亲满怀希望，挑着八十斤重的臭虫药，从家里徒步百多里到遵义赶下午三点半的火车到贵阳。先前是要我挑二十斤为父亲分担重量的，幸好族中二公要一同到贵阳走亲戚，为我承包了活，我才得以轻装上路。

为了减少路程，父亲带我们走小路。三伏天，太阳像一个燃烧的火球，燎开火焰，全身被烤得大汗淋漓。一个人身上哪有那么多水分啊，父亲走过几次这趟路，知道哪里有泉水，看我干渴，走不动了，鼓励我说：“前面转个弯就有泉水喝了。”一听有泉水，有“望梅止渴”的效应，二公也帮着父亲为我鼓劲，才强打起精神走一阵。几口山泉水喝进肚，感觉全身凉爽，喉咙里的火一下子浇灭了，也为身体补充了水分，能抵挡一阵下一段路程中太阳的烧烤。其实父亲比我还累，八十斤重的担子压在他肩上，扁担在肩上挪来挪去，要是我，肯定早被磨掉几层皮。要不是父亲年轻时磨练过，恐怕早就经受不住了。

爷爷解放前是吃文笔饭的，没有下地干过活，解放后年事已高，父亲十七岁就结婚，挑起了家庭的担子。他常和长辈们一起到外地收棕皮来卖，一家一家去问，自己爬上棕树割棕皮，然后捆成两大捆，挑着百多斤棕皮走四五十里山路。由于年小，担子又重，挪来挪去的扁担把肩膀磨坏了，痛得嘴都扯歪了，想哭，但没有办法，只得咬着牙跟着长辈们跑。父亲和母亲都参加过运粮。解放初期，茅坡到新舟还没有通公路，收的公粮全凭人工搬运到新舟，然后用卡车运到城里去。父亲和母亲都参加了运粮队伍，四十里路，挑一百斤粮食两毛钱，父亲和母亲就是为了这两毛钱，用自己的肩膀挑起一家人的担子。大概就是这样，才磨就了父亲的铁肩膀。

到了贵阳，路途劳顿，我美美的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十点过钟下床来，“哎哟！”脚像肿了一样，痛得下不了地。我问：“父亲呢？”大表兄说：“早就去卖臭虫药了。”

算路不跟算路来，这次父亲失算了，城里刚刚按人头发了“六六六粉”，臭虫药不好卖了。因为没有电话，要是通讯方便，父亲就不会走这一趟冤枉路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不好卖不要紧，父亲却因为这无辜的吃了一场牢狱之苦。

父亲说，他把臭虫药拿到贵阳九中门口去卖，心想那儿人多，好卖些，早一点把带去的臭虫药都能卖掉，多多少少也能赚回一些钱来。刚到贵阳九中门口摆了一会儿摊，几个手臂上戴红套套的人在他身边转来转去寻思了好一阵。父亲只管卖他的臭虫药，心想一个堂堂正正的乡下农民，身正不怕影子斜，半夜敲门心不惊，光明磊落，他们爱转就转吧。戴红套套的怀疑父亲是遵义“四一一”潜伏下来的头子，把父亲抓进了“监狱”。贵阳九中是省城“八一八”的总部，“八一八”和“四一一”都是文革中的造反派，都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两派互相排挤，互相攻击，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最终“四一一”战败，“八一八”成了贵州革命的主流。父亲被认定为“四一一”头目关押在贵阳九中，和几个“特殊罪犯”单独关在一起，学生课桌当床。父亲托人带信，我和大表哥送去了一床毯子。“八一八”的“首长”再三审问父亲，要父亲老实交代。父亲说：“交代什么呀，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为求一家人生计，逼迫来到这里卖臭虫药挣点钱，哪会是什么‘四一一’嘛，连‘四一一’是个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首长”见父亲不“老实交代”，大发雷霆。父亲虽然年轻，但他是经历过风雨的人，在当地是有名的“朱皮匠”，又懂得一些道理，沉住气不慌不忙，不紧不慢的一再申明：“真的是农民，不信请打当地政府的电话询问。” “首长”在父亲身上软硬办法都使尽了，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最后只得通过电话证实了父亲的真实身份，才把父亲释放了。臭虫药没有卖出去一斤，父亲倒整整吃了七天的“牢狱”苦头。

带去那么多臭虫药，总得卖出去啊，要不然就亏大了。贵阳不能卖了，父亲只好带着我返回遵义，住在文化小学教书的幺外公家，我整天出去游逛，父亲走街串巷卖臭虫药，回来有幺外婆煮的热饭吃。半个月，父亲才把臭虫药卖完，终于结束了这一次不平常的经商经历。

（编辑：黔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