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张大洪带着几个儿童队员到旁边的镇子送信顺便打探鬼子们驻扎的情况,送完信后在打探消息时碰上一个巡逻的鬼子小分队,其它孩子早就被鬼子凶恶的阵势吓得躲往一边,而洪子小兄弟为了数清具体有多少鬼子,硬是悠哉悠哉若无其事地主动走近前面数清了人数,这一动作被鬼子小队长发现了,而洪子却是面不带表情眼睛不带眨地盯着鬼子小队长足足一分钟有余,鬼子小队长很疑惑,就命人搜他身而结果却很无奈什么可疑的东西都没有,也许他们认为这孩子想是痴呆的吧,只好乖乖地放他和孩子们离开,回来后很快这事就在乡里乡村传开了,大人们都纷纷称赞洪子勇气可嘉,前途无量。
三位儿童队员到了岔路口就分道往各自的岗位去了。这里大致说下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各村落的民抗组织分工情况。根据地人民针对敌人据点,昼夜布设连环岗哨,有些地方敌人稀疏一般一两个就够了,敌人频繁活动的地方就再多一两个,以此严密监视敌人的行动。山头哨所都会竖起一棵可以任意推倒的无根树,还要在树上绑上草把,这就是所谓的消息树了,若敌人白日来犯便直接推倒消息树即可;若夜晚来袭就点燃消息树上的草把,据此通知村民转移,民兵武装此时则挂好地雷引线,或埋伏隐蔽起来准备阻击敌人。
各村路口的岗哨情况是,由于白天明亮易察人也精神,就由妇抗和儿童团站岗放哨;夜晚漆黑,站岗放哨需要很高的警觉性而且不能打瞌睡,所以交由青壮年民兵完成。
当时其它地方的许多根据地都可以看到儿童团的小战士们手持红缨枪站岗放哨,如遇陌生人就盘问对方的暗语路条,回答无误就放行,如果没有路条或路条字里行间有可疑之处,就把人送到民兵队部进行再审查,如果对方不配合就立即推倒消息树以通知民兵有情况发生。儿童团员们还担负着汇报情况和传递军情信件等任务,一般汇报情况一日一次,信件和情报也是秘密快速随到随送,如果有加急的鸡毛信更是不可耽误一丝。张大洪、刘三娃、李二江到了各自的岗哨替换了值夜哨的游击队员,不在话下。
去镇子的路上,一个瘦小的身影正徐徐前行,他就是儿童自卫组织的养娃,今年髫庚仅有九岁,还不到幼学之年,却已同其它小队员一样站岗放哨送信报消息,但见他一双稚嫩的眸子十分清亮,一张清秀的面容充满了对革命的自信和忠诚、以及与世无争的淡定从容,平日里他的话不多,十分勤奋而又踏实。不值班的空闲时间就读读书写写字练练功,或者与其他孩子队员们一起,在残墙上用烧过的碳条画出一个圆圈,然后大伙一个个排着队站在一二十米开外轮流朝圈内扔石子或打弹弓,这是指导员给他们安排的任务,打中圈内最多的孩子有奖励,打中最少的必须接受跑步、拎小号石锁等方面的惩罚。
宽阔的平原沃地眼望去几乎一览无遗,大块漠漠水田夹杂着一丛丛一簇簇的杨柳柏杂树,依稀的村落交错着纵横的小溪、河流,还有一座座独具风情的风车和木桥。这里的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青草的味道,小桥流水人家,天空树林鸟声,此中感觉竟让人充满了熟悉而又陌生。和平,仿佛是天堂般遥远。小小的养娃知道,战争已经把这许多宁静给剥夺了,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只剩下炮弹轰鸣中飞溅的鲜血,焦土中的尸体被炸得支离破碎,活着的人们随时会面对死神的光临。然而他们是不怕的,尽管一个个小小年纪。他们不怕是因为有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信念;不怕是因为后面有强大的新四军陈粟大军;是因为有无数的革命志士作表率;以及根据地父老乡亲们的抗战决心。他们相信,或许当下还小,将来长大了也会像新四军叔叔们那样为四万万同胞而穿起军装扛上步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走在路上的养娃见四下里静悄悄的没什么异样情况,一颗绷紧的心就轻松下来,便听得他慢慢读起所学过的一首指导员亲自写的诗:
我们的子弹,要毫不留情地送给侵略者;
我们的躯壳,是铁骨钢筋和无畏铸成的;
我们的粮食,将供给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我们的胸怀,会包容一切回头是岸的敌人;
我们的尸骨、也会日夜守卫着无限河山;
我们的热血、只能洒在正义的土地之上;
我们的灵魂——永远属于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
只见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手中握着的红缨枪缨子鲜红,枪头被擦得锃亮,在阳光下反射出冷森森的寒光。而他的背上还多了一件武器,那就是一张弓,这是指导员为他亲手用厚厚的楠竹片等物做成的,能得到指导员亲手做弓的孩子不多,儿童队里大伙知道的只有三个,不知道的还有一个。那是因为在平时扔石子打弹弓的训练中,通常是儿童队长陈喜娃和副队长张大洪的成绩最好,养娃的成绩虽然在整个儿童队里不特突出,但年龄比他大的许多队员成绩还不如他,又因为养娃机灵聪明乖顺沉默,因此指导员十分爱惜,于是在给两位队长做弓时也多做了两张,其中送与养娃一张。自此养娃得到这件特殊的礼物后就爱不释手,整天都挂在身上,睡觉时也要握着它,并且扔石子也更勤奋了,成绩也与两位儿童队长越靠越近。
到了镇上就奔向新四军秘密联络点,大伙都认识养娃自不需对应暗号,很快就把前一天村子的情况汇报完了,联络部人员奖励了他一个笋丁包子后,把情况写成资料准备送往上级。养娃就离开了镇上原路折返,回到村子就立刻赶到村学校去读书,只见喜娃正在教一群孩子读国文。
原来抗战时期人才需求量很大,各根据地的条件也相当艰苦,哪怕是革命圣地的延安,很多村校的教师就是由上级下派的指导员兼任,并且一个教师至少要管两三个村子的教育工作。
陈喜娃们村子更特殊了,这里是苏中地区,北有顽军,敌后根据地力量薄弱,各方面人才都稀缺得紧。指导员是当年大学里面的才子,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刚毕业的他就参加了革命。后来他自愿来到苏中地区工作,地方组织就把他派发下来,作为陈堡镇的连队指导员,他一人肩负几个村子的游击连思想、训练工作,还管着儿童自卫组织队的训练和读书。没有三头六臂和分身术,不可能把几个村的教学任务同时进行,于是他采用了一个办法,那就是一个村抽取两孩子担当辅教任务——儿童队长加上一位读书学习也是最勤奋的儿童队员,都集中起来先教会他们,然后再由他们转教各自村里的孩子们,最后指导员来测验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太糟糕的孩子就由他自己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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